代議制民主與政治精英的關系

直接民主在當今各國不具有大范圍普遍適用性與實際可操作性,這導致代議制民主成為一種必然選擇:由于現代社會錯綜復雜、規模龐大且專業化程度很高,幾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工作,無暇直接參與每一項共同體決策,因而古希臘城邦的直接民主制顯然是不現實的.[1] 雖然在少數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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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直接民主在當今各國不具有大范圍普遍適用性與實際可操作性,這導致代議制民主成為一種必然選擇:"由于現代社會錯綜復雜、規模龐大且專業化程度很高,幾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工作,無暇直接參與每一項共同體決策,因而古希臘城邦的直接民主制顯然是不現實的."[1]

  雖然在少數情況下,人民可以通過創制、復決等形式直接參與決策,但這類形式適用面小、成本高,而參與式民主、協商民主等民主類型雖然可以減少參與的人數,但由于議題特定且較窄,亦有其局限性.隨著民主觀念的轉變與競爭性機制的導入,尤其是熊彼特對民主的重新定義,使得"精英民主"一說在西方國家成為民主學說的重要流派,而代議制也面臨如何協調民主與精英的關系,有學者直言:"代議制事實上是精英政治,精英政治存在固有的弊端--只反應精英的偏好,與其說是表達了民主的真諦,倒不如說是描述了一種神話."[2]

  有美國學者也指出:"代議制使得更好或者更為持續的商議成為可能.但是為商議民主帶來的這種好處要求付出相應的代價:它可能產生一個特殊的政治商議階層.代議員變成了商議專家,而公民變成了旁觀者.這種政治勞動分工的第一種危險是精英主義,即那些商議者企圖支配那些非商議者的傾向."[3]

  現代民主離不開代議制,而代議制又有可能遠離民主的本意,成為特殊利益集團或者政治精英用以謀取私利的途徑,這使得代議制面臨著兩難的選擇.

  那么,應該如何來認識代議制民主與精英的關系呢?

  一、精英理論之述評

  論 及 精 英 理 論,人 們 習 慣 把 帕 累托(Pareto)、莫 斯 卡(Mosca)以 及 米歇 爾 斯(Michels)作 為 代 表 人 物,或將 韋 伯(Weber)、波 普(Popper)、熊 彼特(Schumpeter)、達 爾(Dahl)、薩 托 利(Sartori)甚至是阿羅(Arrow)等人也歸入這個譜系.有學者認為這樣的劃分是不準確的,不能因為競爭式民主論在氣質或其他方面與莫斯卡或帕累托有 關,就 認 為 它 也 是 精 英 論,這 種 錯誤的血統論嚴重地混淆了精英論的概念,莫斯卡的統治階級論與達爾的多元統治論的含義毫無相同之處;如果要按反精英論者的標準,那盧梭倒是個徹頭徹尾的精英論者,因為他厭惡雅典人,卻贊揚令人懷疑民主政體下的羅馬人,把日內瓦看成可能體現他理想城邦的現實世界.確實,盧梭是這樣論說人民與統治者關系的:"如同牧羊人的資質高于他那一群羊的資質一樣,人民的牧放人,即人民的首領,其資質也高于人民的資質."[5]

  一般認為,政治精英理論是精英民主理論的直接理論來源,因而政治精英、競爭性選舉、寡頭統治鐵律等一些核心觀點也就相應融入了精英民主理論中去了.

  1. 何謂"精英"?現代精英理論的肇始者帕累托曾多次定義"精英"這一概念,他認為在歷史上,除了偶爾的間斷外,各民族始終是被精英統治著,"精英是指最強有力、最生氣勃勃和最精明能干的人,而無論好人還是壞人.然而,根據一條重要的生理學定律,精英不可能持久不變.

  因此,人類的歷史乃是某些精英不斷更替的歷史:某些人上升了,另一些人則衰落了.真相便是如此,雖然它常常可能表現為另一種形式.新的精英力圖取代舊的精英"[6].在這個定義中,帕累托不以道德而以能力來界定精英,并提出了著名的"精英循環論"動態地闡釋了精英的流動性,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此外,帕累托還根據人們在各項活動中的能力來進行打分,得高分者就是"精英",他還很清楚地區分了精英與非精英、政治精英與非政治精英:"我們將民眾分為兩個階層,即:(1)下層階層,非精英階級,現在我們不探討他們在政府中能起的作用.(2)上層階層,精英階級,可一分為二:(a)執政的精英階級;(b)不執政的精英階級."[7]他舉例說明,如一名著名的棋手肯定是屬于精英階級的,但他作為棋手的功績并沒有為他開拓通往政界之路,所以他不屬于執政的精英階級.拉斯韋爾則是根據人們所享有權力的權重、范圍等為判斷標準來進行界定:"精英(Elite)指的是在群體中掌握權力最多的那些人;中層精英(Mid-elite)是指掌握權力相對較少的那些人;民眾(Mass)掌握的權力是最少的."[8]

  拉斯韋爾認為,影響力與權力成正相關關系,精英和民眾在影響力上的差異與精英權力成正相關關系,而且上層精英往往更擅長處理人際關系.

  莫斯卡并沒有直接使用"精英"一詞,而 是 從 階 級 的 角 度 來 區 分 的:"在任何達到一定文明程度的人類集體中存在進行統治的少數人,這些少數統治者招募成員的方式可能不同,但是它們總是基于對多種不同社會力量的占有上--換句話說,即擁有那些能夠帶來道德聲望、以及知識與經濟優勢的素質和資源."[9]

  他提出"進行統治的少數人"這一論點也就成為后來習慣將他也視為精英論者的一個重要根據.莫斯卡還有個更為直接地對統治與被統治階級的界定:"在所有社會中……都會出現兩個階級--一個是統治階級,另一個是被統治階級.前一個階級總是人數較少,行使所有社會職能,壟斷權力并且享受權力帶來的利益.而另一個階級,也就是人數更多的階級,被第一個階級以多少是合法的、又多少是專斷和強暴的方式所領導和控制.被統治階級至少在表面上要供應給第一個階級生活資料和維持政治組織必需的資金."[10]

  除了這些通常被視為精英論者之外,一些空想社會主義者如圣西門、傅立葉等也有著類似的精英論,甚至是列寧也在某種程度上承認精英的存在.

  目前,西方有不少學者對政治精英在民主制度中的重要性之認同已是公然不諱了,甚至認為民主的實際運作離不開精英的存在,如德·馬達言道:"撇開表面現象不談,自由民主制度對領袖的依賴,大概更甚于其他威權主義的統治,因為……這種制度所固有的削弱政治權威的傾向,必須用領袖一方更高水平的權威去遏制."[11]

  他所謂的領袖即政治精英.而在日常生活中,如現代美國,精英論往往是個不討人喜歡的詞匯,以至威廉·亨利專門寫了部《為精英主義辯護》的著作,他認為對精英的敵視是源于平民主義以及平等的思想導致的對智識上的甄別的藐視,因而他倡導人們:"要樂于毫不動搖地堅持以下見解:思想有優劣之分,貢獻有大小之異,成就有高低之別."[12]誠然,精英理論不似"人民主權""人人生而平等"一類的話語看去具有正當性或政治正確性(Political Correctness),因而難免會遭到反感與反對.

  2. 精英存在的理由.熊彼特對此的論述很有代表性,他從普通民眾缺乏政治興趣與政治能力等角度來論證政治精英存在的必要性.他認為,因普通民眾對政治缺乏興趣與能力,而政治精英在政治上具有相對優越性,故應由精英來進行治理.他分析道,普通民眾對于與個人有直接關系的家庭和工作方面的事情比較熟悉,可以表現得較為精明,但是"思想和行動的明確性和合理性不是這種對人和對事的熟稔,也不是那種現實感和責任感所能保證做到的"[13],一旦離開了所熟悉的事情,普通民眾的意志、對事實的掌握以及推斷方法馬上就顯得不夠充分了.他舉例說,主婦們在食物、衣服、熟悉的家用品等方面是不容易受愚弄的,一般人可以在橋牌桌上表現得非常聰明與頭腦清晰,但對于離他們較遠的政治生活就缺乏在這類事物中表現出的機靈和判斷力:"典型的公民一旦進入政治領域,他的精神狀態就跌落到較低水平上.

  他會毫不猶豫地承認,他辯論和分析的方法是幼稚的,局限于他實際利益的范圍.他又成為原始人了.他的思想變得易于引起聯想和充滿感情."[14]

  因而,在熊彼特看來,普通民眾在政治問題上往往會聽任職業政客或集團的擺布,這些政客或集團不僅可能影響甚至可以制造出人民的意志來.當然,他也認識到這是有限度的,他引用林肯的話說不可能永遠愚弄所有人民.

  二、代議制下民主與精英的融合

  1. 民主的程序性轉捩.作為經濟學家的熊彼特居然在民主理論上做出突破性貢獻,或許是因"不在此山中"而更易超脫.經典民主理論的假設是"人民的統治",而熊彼特發現:"人民實際上從未統治過,但他們總是能被定義弄得像在進行統治."[15]在他看來盧梭的"公意"是不可能存在的,于是他進行了逆向思考,將選民選舉做出政治決定的人作為最初目標,而將選民直接決定政治問題置于第二位,即人民的任務是產生政府或是產生建立政府的一種中介,再由政府來進行統治,他給民主做了一個劃時代的界定:"民主方法就是那種為作出政治決定而實行的制度安排,在這種安排中,某些人通過爭取人民選票取得作決定的權力."[16]

  熊彼特這一定義一經提出便受到許多學者的贊許,如亨頓廷認同"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序是被統治的人民通過競爭性的選舉來挑選領袖"[17],并承認這一民主概念最重要的現代內含是由熊彼特首先探討出來的.薩托利也有著類似的體認:"選舉不制定政策;選舉只決定由誰來制定政策.選舉不能解決爭端,它只決定由誰來解決爭端."[18]

  通過熊彼特這樣的改造,民主的內涵其實已經悄然變換:從人民行使主權的政體(Government by the people)變成了人民不再直接行使權力、而只是國家權力來源的政體(Government by the consent ofthe people).這或許更符合現實民主的狀態,經過這樣改造過的民主便主要是代議制民主.

  2. 選舉與政治精英的產生.現代代議制民主與選舉是緊密地勾連在一起的,"如果說代議制是近現代民族國家實現民主的必然產物,那么選舉制則是實現代議制的必然前提……選舉制度是代議制度的基礎"[19].有選舉并不必然代表著代議制民主的實現,它只是代議制的充分條件而已;代議制民主包含著選舉的內容,反之則未必.現代政治中代議制的具體運作需要選舉制度的支持.真正的選舉必然是競爭性的,選舉與政治精英的產生之間是否有必然的聯系呢?對此有不同的回答,但主要是基于對"精英"的不同認識.

  莫斯卡對選舉的認識是:"當我們說選民'選擇'他們的代表時,我們的用語不很精確.事實是,代表使他自己被選民選舉……在選舉中,以及在社會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那些意志堅定、并特別具有道德、知識和物質手段把他們的意志施加給他人的人,領導著其他人,并命令著他們."[20]

  顯然,在莫斯卡看來,最后當選者往往是那些意志堅定、具有各種優勢能夠領導他人的政治精英,他對選舉會產生政治精英持肯定態度."多數決"是選舉中一個重要的原則,得票多者獲勝,在托克維爾看來,多數的道義"一部分來源于這樣一種思想:許多人聯合起來總比一個人的才智大……還來源于多數人的利益應當優于少數人的利益的原則"[21].基于多數原則,道格拉斯·雷以概率為基礎,借用羅爾斯的"無知之幕"這一假說來論證多數意見更有可能會做出合理的選擇:在原初狀態下,個人不清楚事情將如何進展以及他人會如何對其行事,故而每個人都會愿意有一個投票規則,使他所支持的觀點失敗或他所反對的觀點獲勝的概率降至最小,"在多數原則下,事件A 和事件B 的預期發生率都處于最低點,因此在這一標準下多數處于最佳位置……這意味著多數原則會使個人價值與集體政策得到最佳配合"[22].

  而同樣是基于多數原則,密爾則認為,政黨為了爭取盡可能多的選票,"為了確有把握糾合全部力量,也不得不提出一個該黨中誰也不會強烈反對的候選人--也就是一個沒有任何顯著特點,除了該黨的陳詞濫調以外沒有任何為人所知的見解的人"[23].并且認為,這樣的情況在美國總統選舉中最為突出,最大的政黨從不敢提出它的最強有力的人.

  在密爾看來,這是過于強調多數所導致的弊病,沒有關注到少數人的利益,而少數人也應該有其自己的代表.所以,密爾是對選舉的擇優性持相對否定態度的.我國學者王紹光對競爭的擇優性并無太大異議,他認為選舉的工具性意義之一便是"選舉會決定誰能夠變成政治精英"[24],只是在他看來:"現在主流的民主體制下,民主被化約為選舉,選舉被化約為競選,競選被化約為推銷,一系列推銷手段便應運而生."[25]

  包括負面競選、抹黑對手等,故而競選策略的運用變得非常重要,公民成為"選主",競選會成為騙取民眾選票的過程.選出來的人往往是最能推銷自己的候選人,最終勝出的可能是那些資源多、口才好、形象佳、甚至是演技棒的人,選舉產生的所謂"精英"只能是那些掌握了大量資源、工于政治計謀的人.

  綜上,對于選舉必須依靠盡可能地多爭取選票這一點并沒有太大的異議,而對于當選者是否屬于精英存在著不同程度的認識分歧.對肯定論者的觀點且不論,現從相對否定的觀點稍作分析.在密爾看來,可能會導致最終被提名者不是政黨中最強的,而是"誰也不會強烈反對的候選人",其實,能做到不會引起他人強烈反對的人至少不會是個平庸之輩,甚至可能是政治上的穩健派,正如羅素指出的"一個政客如果要成功的話,必須取得他本黨核心集團的信任,然后還要能激起多數選民的某種程度的熱情"[26],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從王紹光的界定中我們儼然看到的是一個工于權術、善于包裝之人在選舉中獲勝.因而,關鍵要看如何定義"精英"一詞了.根據帕累托對精英的理解,精英是那種"最強有力、最生氣勃勃和最精明能干的人",而不管他是好人還是壞人,這應該是較為中性的界定.政治能力強弱與道德素養好壞往往并無必然關聯,馬基雅弗利更是將二者割裂甚至對立起來.現代民主國家的選舉中,從候選人的產生、選舉的過程、競選人在選舉中的表現,都不大可能會將一個"阿斗"選出來的,當然其前提是存在著真正的競爭性選舉.而且政黨對候選人的醞釀、考查,以及候選人背后所代表的利益集團的博弈,都會將一個相對能代表其利益并且具備相應政治能力的人推薦出來.而在之后的競選中,候選人的口才、應變能力、思想深度以及各方面綜合素質通過現代傳媒表現出來以接受大眾的檢驗,最終的當選者應當是具備相應參政議政能力的人,即使不是最優,至少也是能代表多數人偏好的非平庸之輩.總之,通過競選產生精英的政治過程會導致有如"叢林法則"那樣優勝劣汰的結果,在競選中被篩選出來的當選者應當是具有更強的獲得、運用資源的愿望和能力、有著較強政治理性的政治精英.

  三、余論

  現代代議制民主往往會因為競選而產生政治精英,形成精英政治.民主與精英之間并非絕然排斥、水火不容,誠如拉斯韋爾指出的:"社會結構的民主與否不是取決于是否存在精英,而是取決于精英同民眾的關系--它是如何被組建的,以及它是如何行使權力的."[27]

  拉斯韋爾認為權力的配置在任何社會都不可能是完全平等的,但只要統治階層對人民負責,人民具有影響統治階層的權力,同時社會提供給全體人民平等地獲取權力的機會,那么這個社會還是屬于民主的.因而,在一個民主社會中,關鍵不在于是否存在政治精英,而在于人民是否具有對精英權力的最終控制力的問題,如果缺乏有效的機制進行規制,政治精英極有可能會"異化",這早已是一種憲法學與政治學上的共識,所以建立起完善的且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是任何欲建立與發展民主的國家所不能不著重考慮的問題.概言之,直接民主適用范圍的有限性已然明顯,對于巨型民主的追求就不在于是否由人民自己直接進行治理,而在于能否通過妥當的方法產生人民信任的代表,并通過有效的制度設置對產生的政治精英能夠進行有效的監督和制約,使其不至于濫用權力,為害人民,能真正或者至少客觀上做到"為人民服務",這仍不失為民主的現實可行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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