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武堂師資組成與經費運行

第四節 師資組成 師資情況對任何一所學校來講都是至關重要的,可以直接影響其教育質量。云南陸軍講武堂的師資就極為強勁,聘任選調要求較高,教員由總辦遴選陸軍畢業軍官品學優者調用87,科長教練官由總辦遴選品學兼優陸軍軍官稟請委充;助教官軍士等由總辦咨商鎮統,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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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節 師資組成
  
  師資情況對任何一所學校來講都是至關重要的,可以直接影響其教育質量。云南陸軍講武堂的師資就極為強勁,聘任選調要求較高,“教員由總辦遴選陸軍畢業軍官品學優者調用”87,“科長教練官由總辦遴選品學兼優陸軍軍官稟請委充;助教官軍士等由總辦咨商鎮統,遴選鎮中品學優長之下級軍官頭目等申請委充;堂中教練官缺乏或在演習忙迫時,由堂商請鎮處撥派軍官來堂幫教”88,講武堂對師資質量上的要求還可以從其來源的多元國際化中看出。
  
  一、師資來源
  
  在云南陸軍講武堂任職的多數教官為名校畢業,有京師大學堂畢業的,有來自各地的武備學堂的,一部分為保定系軍校畢業生,其中還有很大一部分擁有留學背景,尤其是留日經歷。1899 年,云南為解決新學的師資問題,準備向國外派遣留學生。為解決留學生的語言問題,在云南武備學堂內附設了個方言學堂,專授外語,分別教授日語、英語、法語,為留學生出國作準備。“同年,昆明還在電報局內創立了第一所英語學堂,招收到 10 余名學生,教師是電報局的總管贊誠;另外,法國人吉里默在園通寺內創立了云南的第一所法語學堂。
  
  這些外語學校的創辦為云南的留學教育做了基礎性的工作。”89云南自 1902 年開始派遣留日學生,第一批派遣了錢良駿等 10 名,1903 年,云南派出第二批留日學生郭有濬等 10 名,于 1904 年到達高峰,“僅這一年到日本留學的云南籍學生即有 100 余人。其中到日本后進人東京的振武學校的就有 30 余人,入其他學校的有 88 人。他們當中有官費生,也有自費生。學習各種學科的都有,以學軍事的為最多。到了 1907 年,進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六期學習的中國留學生達 199 人,其中云南籍學生就有 22 人,占了十分之一強。”
  
  據學者研究,“1902 年至 1911 年 10 年間,云南至少派遣了 360 名留日學生。”91數目的不確定是因為其中包含了官方難以統計的自費留學生。至 1905 年,到日本留學的云南青年學成后開始陸續回國,“進入云南教育、軍事和政治領域,擔任要職。他們將自己學到的先進知識和觀念帶回云南,逐漸撕破了厚幕重重、落后保守的封建羅網,在思想領域嘗試為云南人民打開一道大門,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92.1908 年,云南留日陸軍學生為殷承瓛、李伯庚、楊文彬、趙鐘奇、張子貞、姜梅齡,劉祖武、唐繼堯、黃毓成、李敏、李根源、鄭開文、葉荃、顧品珍、趙復祥、李鴻祥、張開儒、庾恩旸、馮家驄、沈汪度、潘耀珠、李鐘本、李沛、趙鰲,周永錦、楊發源,共 26 名。93這一批士官生中的很多人回國后加入了云南陸軍講武堂初創的領導、教官隊伍中。在云南講武堂辦學過程中有許多有留日經歷的教官,例如:高爾登、李根源、羅佩金、張開儒、李伯庚、趙康時、李鴻祥、謝汝翼、庾恩旸、方聲濤、沈汪度、顧品珍、劉祖武、劉法坤、唐繼堯、李烈鈞、韓鳳樓、劉存厚、孫永安、葉成林、余鶴松、王廷治、李萬祥、張子貞、楊友棠等等,這一任教群體成為云南陸軍講武堂的一大特色。
  
  他們“有的委派在講武堂任專職,有的委派在第十九鎮帶兵,而在昆明附近的帶兵官,在講武堂擔任專職或兼職,兼任了講武堂的軍事教官原統計有 40 余人。
  
  當時講武堂的軍事教官和文職教官,成了留日學生的集中地,是他們回國后謀出路的一個場所。”94留日教官接受過更為先進的軍事教育,思想也更為開放,他們仿照日本的軍事教育模式,再根據云南的實際情況來辦學,使得講武堂擁有相當水準的軍事教育質量。
  
  據李根源的《新編曲石文錄》中記載,講武堂辦學初期有 47 名教職人員,大致包括了教授前三期學員生的教官,他們是高爾登、李根源、羅佩金、張開儒、李伯庚、趙康時、李鴻祥、謝汝翼、庾恩旸、方聲濤、沈汪度、顧品珍、劉祖武、吳廣仁、劉法坤、唐繼堯、李烈鈞、韓鳳樓、劉存厚、孫永安、葉成林、余鶴松、王廷治、李萬祥、張子貞、李文治、張含英、馬德驥、王清言、李鐘本、李沛、楊友棠、夏紹曾、李華、曹友忠、屈竣、施以惠、周友蒸、張鴻翼、施汝欽、陳興廉、繆嘉壽、陳官箴、黃德厚、鄭榛、李恩煥、張杰。95這其中的大部分教職人員都擁有留學經歷,使云南陸軍講武堂在辦學之初就有了很高的師資基礎。
  
  《云南陸軍講武堂同人錄》中記錄的講武堂辦學初期的教職人員96:總辦:高爾登(留日);監督:李根源(留日);提調:張開儒(留日);軍事學教官:李伯庚(甲班主任/留日)、趙康時(乙班主任/留日)、羅佩金(留日)、李鴻祥(留日)、庾恩旸(留日)、謝汝翼(留日)、 吳廣仁(留日)、 顧品珍(留日)、 沈汪度(留日)、 方聲濤(丙班主任/留日)、 劉祖武(留日)、 孫永安(留日)、 李萬祥(留日)、 葉成林(留日);丙班學生隊官長:第一隊:隊官:辛丞貴(本校),排長:何蔭祖(本校)、章世恂(本校)、楊乘時(本校)、李柱清(本校),第二隊:隊官:章斐然(本校),排長:
  
  熊維普(本校)、蔡自煇(本校)、孫必芳(本校)、李廷梁(丙班學生第一學期普通學教員)、李文治(第一期國學倫理教員/留日)、張含英(第一期代數幾何教員/留日)、馬德驥(第一期算術代數教員)、 王清言(第一期算術代數教員)、 李沛(第一期幾何三角教員/留日)、楊友棠(第一期地理教員/留日)、夏紹曾(第一期歷史學教員/留越)、 李華(第一期英文教員/留英)、 曹友忠(第一期法文教員/留法)、 屈竣(第一期算術幾何教員)、施以惠(第一期國文教員)、周友蒸(第一期國文教員);執事官:繆嘉壽;軍醫長:陳官箴;軍需長:陳銘。從這里也可以看出在云南陸軍講武堂的軍事教官中留日學生占絕大多數。基本上在辛亥革命以前,云南陸軍講武堂的軍事學教官大部分由留日士官生和留學日本其他軍事學校的畢業生擔任。隨著學校的發展,原講武堂本校早先畢業的學員生和國內其他高等軍事學堂的畢業生逐漸來講武堂任職,并在后期占有很大比例。
  
  二、教職人員代表
  
  云南陸軍講武堂師資雄厚,優秀教職人員眾多,這里只提出其中擁有決策權力并且對講武堂的創立和發展產生極為重要影響的兩個代表:李根源和唐繼堯。
  
  (一)李根源
  
  李根源可以說是云南陸軍講武堂初創時期的核心人物,雖然其主持講武堂的時間不超過兩年,但講武堂在他任期內得以確立辦學模式,才有以后的發展壯大。李根源于 1904 年赴日本留學,先入日本陸軍振武學校完成預科學業。1905年 8 月 20 日同盟會在東京成立,他是加入同盟會的第一批成員之一,參與創辦了《云南》雜志。“回國后成為同盟會云南支部,以及同盟會改組后的中國國民黨云南支部的主要負責人。”
  
  完成預科學習后李根源進入日本陸軍聯隊實習,再考入日本陸軍士官士官學校學習。1909 年初,“護理云貴總督沈秉堃在考察云南留日學生學習軍事的人才過程中,就有人向他反映:李根源,才識出眾,為人穩重。沈秉堃對其它的情況并不甚了解,由于云南籌建新軍過程中急需人才,故急電李根源,要他見習士官畢業,立即回云南效力。”
  
  鑒于此,同年畢業后,李根源返回昆明參加云南陸軍講武堂的創辦工作。創辦初期,作為監督兼步兵科教官、后又繼任總辦,李根源積極籌備,他在選擇校址、規劃校區、擬訂章程、招生編班、選編教材、課程設置、選聘教師、購置設備等方面都進行了規劃和改革③,為講武堂的順利開辦創造了條件,吸引了許多學生前來報考,教官隊伍也逐漸增加,使講武堂的規模不斷壯大。任職期間李根源在學校大力傳播民主革命精神,他向學生講述明初將領沐英推翻元朝在云南統治的事跡,并于講武堂校址內建立了思沐小墅,希望能激發學生推翻封建統治的革命思想。這座小墅的意思就是“思沐,志在匡復。”李根源還曾在思沐小墅落成時賦詩:“小筑承華近水濱,西平遣澤百年新。九龍一夜驚雷雨,桃李花開天下春。”表達了對學生們寄予希望和推翻清王朝的決心。在他的引領下一批同盟會員來到講武堂任教、成為同盟會革命活動重要據點④。因為革命活動的展開,云南當局幾次想關閉云南陸軍講武堂,但都在李根源等維護之下安然度過,朱德曾說過,“滿清政府對于革命力量的壓迫,是極端殘忍的。對于講武堂的摧殘是非常嚴歷的。李根源先生對于學校的維護,起了很大的作用,憑著他的革命熱誠與靈活的手腕,任勞任怨的精神,這個革命的熔爐才得保持下來”①。
  
  1911 年 8 月,因其革命活動被云南當局發覺,被解除總辦職務,調任督練處副參議官。1918 年 9 月上旬,李根源在廣東韶關創辦韶州講武堂(云南陸軍講武堂韶關分校),9 月 20 日正式開學,任監督,1921 年 9 月 20 日,韶關分校辦學結束。
  
  (二)唐繼堯
  
  唐繼堯 15 歲考中清朝秀才,1904 年留學日本,就讀東京振武學校,然后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在校期間加入同盟會。1908 年 10 月畢業,1909 年返回云南,任云南陸軍講武堂教官。1911 年 10 月與蔡鍔、李根源、羅佩金等發起昆明“重九起義”后,任云南陸軍講武學校總辦。
  
  唐繼堯對云南陸軍講武堂主要的貢獻有兩點:一是在其主政時期擴大了講武堂的招生范圍,不再限制地域條件,全國各省、周邊各國還有南洋華僑的青年均可報名;二是在創辦云南航空學校時摒棄了性別歧視,招收女性青年,甚至還招收了外國的女學生入校學習,這種破除封建思想的開明觀念是相當進步的。在這里不討論唐繼堯本人政治上的是非功過,只談其在云南軍事教育上的貢獻,他確實在客觀上極大促進了講武堂乃至云南軍事教育的發展。
  
  以李根源、唐繼堯等為代表的這些優秀、出色的教職人員是云南陸軍講武堂教學質量的保障,他們認真教學,對學員生嚴格要求,組織實戰演習,引導生員的精神奮進,為講武堂培養軍事人才提供了良好的師資條件。云南陸軍講武堂任職人員的概況見本文附錄部分“表 A. 云南陸軍講武堂主要教職人員匯總表”.
  
  第五節 經費運行
  
  云南陸軍講武堂的員司、弁役這些職員的薪餉及雜支各款都是按月向陸軍糧餉局支領的;修理房舍,制辦寢室、辦公室、講堂、器械庫、飯廳、廚房、會議室、體操場、浴室、馬廐等應需器具及學生服裝和采購馬匹等事項也由陸軍糧餉局辦理;添置各班文具,丙班學生繕費由堂領款備辦;陸軍學員伙食和服裝均須自備或繳款備辦;防營學員薪水較少,除服裝需自備外,每月伙食由學校發給以示體恤;學員及學生的被枕氈毯均由學校發給,以期整齊;額支、雜支各款每月底由講武堂造冊呈報督練處督辦批局核銷。
  
  講武堂主要支出經費大致可分為額定支出與雜支活款兩類,額定支出如表2.1.雜支活款主要為購買圖書器具及各兵科教育品,此類物品由講武堂請款購辦;其余是學生、差弁、護兵、雜役、馬夫等的冬夏兩季的服裝鞋帽需按等級發放。此類雜支活款數目難以預計,急需的物品由堂隨時領款購辦,然后據實報銷。
  
  云南陸軍講武堂初辦時期每月薪餉支出二千三百五十九兩二錢,年支出二萬八千三百一十兩四錢,加上雜支額款,每月共支出額款三千五百五十五兩二錢,每年總計需支領經費達到四萬二千六百六十二兩四錢,費用不可謂不高。
  
  表 2.1 中各兵科教習的薪餉其實預定為每月一百兩,但開辦初始每月實為八十兩,教官既各科科長的薪資“分別達到了當時十九鎮新軍中管帶和標統(即營長和團長)的收入水平”①。1910 年,李根源接管講武堂后,規模擴大,各職位薪資也相應有所增加,學生的月餉由鎮撥領。講武學校時期每月發給學員津貼為十元,李范奭的回憶錄中提到當時學生的月津貼為 3 元錢,“相當于普通市民的一個月生活費”②,可見當時講武堂無論是教職員工還是學員生,待遇都比較優渥,充分的經濟基礎更能保證學校教育的順利進行。返回本篇論文導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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