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緩限制減刑典型案例的研究啟示

第三章 死緩限制減刑典型案例的研究啟示 一、關于死緩限制減刑溯及力規定的合理性 (一)死緩限制減刑溯及力規定的爭議 筆者在研究本文所選的典型案例王志才故意殺人案時發現,死緩限制減刑溯及力規定的適用是引發該案適用死緩限制減刑爭議的原因之一,筆者雖就死緩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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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死緩限制減刑典型案例的研究啟示

  一、關于死緩限制減刑溯及力規定的合理性

  (一)死緩限制減刑溯及力規定的爭議

  筆者在研究本文所選的典型案例王志才故意殺人案時發現,死緩限制減刑溯及力規定的適用是引發該案適用死緩限制減刑爭議的原因之一,筆者雖就死緩限制減刑溯及力規定于具體案件的適用作了分析說明,但筆者發現學界關于死緩限制減刑溯及力規定本身合理性的質疑一直存在。這些質疑的觀點中,有人認為,根據該規定,倘若適用于 2011 年 4 月 30 日以前的未決犯,則有違罪刑法定原則關于重法不溯及既往的要求。還有人認為,該規定與我國刑法溯及力原則背道而馳。筆者認為,這些質疑一日不解決,勢必會一直影響死緩限制減刑溯及力規定的適用。實際上,無論是以上哪種質疑觀點,二者無一例外地都給出了相同的反對理由,即他們共同認為死緩限制減刑條款相比于《刑法修正案(八)》頒布前的《刑法》第 50 條,加重了對罪犯的處罰力度,所以死緩限制減刑的規定屬于"重法",甚至還有人極端的認為死緩限制減刑的規定具有明顯的報復色彩。因此,對該規定的質疑,實質是對死緩限制減刑"輕重"屬性的爭論。

  (二)死緩限制減刑溯及力規定具有合理性

  筆者認為以上將死緩限制減刑單純歸類為"重法"的觀點過于絕對,同樣將死緩限制減刑片面的歸類為"輕法"也不可取,我們應當從辯證的角度對死緩限制減刑"輕重"屬性予以論證。實際上,死緩限制減刑具有兩面性:一方面,由于死緩限制減刑的立法目的之一是為了限制死刑立即執行,順應全球死刑輕緩化的趨勢,某種程度上可以將它視為死刑立即執行的替代品,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具有與死刑立即執行同等的處罰力度。死刑立即執行以直接剝奪罪犯的生命為處罰手段處于刑事處罰位階嚴厲程度的最頂端;而死緩限制減刑并不直接剝奪罪犯的生命,而是為罪犯留有改過自新的余地,它通過對罪犯服刑期限的限定來表達其處罰的嚴厲性。因此,與死刑立即執行相比,死緩限制減刑的處罰力度相對較輕,從此角度而言屬于"輕法".另一方面,滿足死緩限制減刑條件的罪犯服刑期有最低年限的要求,明顯長于沒有被處以限制減刑的死緩犯的服刑期限,因此死緩限制減刑的處罰力度較之死緩的處罰力度要更強,從此角度而言,死緩限制減刑又具有"重法"之屬性。

  通過以上論證表明,我們無法單獨從死緩限制減刑規定本身分析出所謂的"輕重法"屬性,那么對于具體案件而言應如何判斷死緩限制減刑孰"輕"孰"重"?以本文所研究的典型案例之一王志才故意殺人案為例,罪犯王志才一審二審都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其再審被判處死緩限制減刑,我們可以明確,對于該案而言"死刑立即執行"是"死緩限制減刑"所對比的對象,死刑立即執行的處罰力度明顯重于死緩限制減刑,因此死緩限制減刑之規定對于罪犯王志才而言屬于"輕法".由此可以表明,對死緩限制減刑孰"輕"孰"重"的判斷需借助一定的參照物,而參照物則需要從案件的具體案情中尋找。

  既然根本不能從死緩限制減刑本身判斷其"輕重法"之屬性,那么片面將死緩限制減刑的規定劃分為"重法"的觀念是不可取的,所以關于死緩限制減刑溯及力司法解釋違反了"從舊兼從輕原則"以及罪刑法定原則重法不溯及既往要求一說,筆者不予認可。綜上所述,死緩限制減刑溯及力規定的合理性毋庸置疑,對于該規定的適用具體案件需依各自案情的特點決定采用與否即可。

  二、關于死緩限制減刑的刑罰適用的區分化

  (一)當前死緩限制減刑刑罰適用過于籠統

  筆者通過對死緩限制減刑典型案例的樣本選擇過程以及結合對本文所涉典型案例的法理分析過程發現,由于案情的多樣性導致實踐中適用死緩限制減刑案件罪犯間的區別也千差萬別,大致包括三個方面。
  
  第一類,以累犯與非累犯為劃分標準可將適用死緩限制減刑的罪犯分為適用死緩限制減刑的累犯與適用死緩限制減刑的非累犯罪犯兩類;比如本文所研究的典型案例之一王志才故意殺人案中的罪犯王志才即屬于適用死緩限制減刑的非累犯,而另一典型案例薛某故意殺人、放火案中的罪犯薛某因其具有累犯情節即屬于適用死緩限制減刑的累犯。
  
  第二類,以累犯類型為劃分標準對死緩限制減刑所作的分類。按照累犯類別,可分為一般累犯與特別累犯兩類;按照累犯前后罪的不同又可將累犯作更為細致的劃分,以罪行輕重為角度則存在輕重與重罪多種排列組合劃分法,以犯罪的暴力性質為角度又存在非暴力性犯罪與暴力性犯罪多種排列組合劃分法。那么適用死緩限制減刑的累犯也可按上述分類方法作出劃分。
  
  第三類,單以適用死緩限制減刑非累犯為范圍可分為因一罪被處死緩限制減刑的罪犯以及因數罪并罰被處死緩限制減刑的罪犯,例如實踐中有因故意殺人一罪被處死緩限制減刑以及因持槍殺人以故意殺人罪與非法持有槍支罪并罰處死緩限制減刑的罪犯。

  筆者之所以對適用死緩限制減刑的罪犯作以上分類,原因在于以上同一范圍內的罪犯類型經比對呈現出有差別的人身危險性及社會危害性。以本文所研究的典型案例為例,按照前述死緩限制減刑的第一種分類,擁有累犯情節的罪犯薛某所呈現的社會危害性及人身危險性要明顯高于罪犯王志才。按上述死緩限制減刑罪犯的第二種分類,由于特別累犯的社會危害性明顯高于一般累犯,實踐中被判處死緩限制減刑的特別累犯與被判處死緩限制減刑的一般累犯刑罰適用上應有所差別;另外,不同的被判處死緩限制減刑的累犯,因其各自所犯前罪表現的社會危害程度存在差異性,以累犯前后罪不同所作的分類為例,前罪為非暴力性輕罪的死緩限制減刑累犯較之于前罪為暴力性重罪的死緩限制減刑累犯所表現的社會危害性是無法等同的,如二者都以故意殺人罪被處死緩限制減刑且二者都有累犯情節,但一人的前罪為盜竊而另一人的前罪為搶劫,那么二者所表現的人身危險性與社會危害性是有明顯差距的。按上述第三種分類,因故意殺人一罪被處死緩限制減刑的罪犯所表現的人身危險性及社會危害性明顯低于因故意殺人及非法持有槍支數罪并罰被處死緩限制減刑的罪犯。

  對于死緩限制減刑制度刑罰的具體適用,目前可以參考的規定僅《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10條此一條,根據該法條之內容死緩限制減刑的刑罰適用應嚴格于死緩,即該法條也僅就死緩限制減刑刑罰的適用作了原則性規定。筆者認為造成此現狀的原因在于死緩限制減刑初始立法目的是為限制死刑的適用而設,因此立法者在對死緩限制減刑相關法規進行初始設計時只考慮其與死刑、死緩的外在區別,而忽略了死緩限制減刑本身適用內部也存在予以區分的情況。依筆者前述之分析,由于不同類型的死緩限制減刑犯呈現的社會危害性及人身危險性也各具差異,如若這些罪犯在刑罰具體適用中不因此而有所區別,那么如此長久盲目的適用也存在有違罪刑相適應原則之風險。

  (二)死緩限制減刑刑罰適用的區分化

  由于當前立法未對適用死緩限制減刑的罪犯予以區分,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大眾對適用死緩限制減刑罪犯有違罪刑相適應原則的懷疑,日后勢必也將發展成為死緩限制減刑制度的一大缺陷。為防止此種不利影響的進一步擴大同時也為死緩限制減刑制度完善之需要,筆者認為對適用死緩限制減刑條件的罪犯不應一概而論,可以通過刑罰的具體適用對被處死緩限制減刑的罪犯予以區別。依前文之分析,擁有數罪并罰、累犯特別是為特別累犯或前罪為暴力性重罪情節的罪犯所表現的人身危險性及社會危害性程度明顯強于其他適用死緩限制減刑的罪犯,因此對此類罪犯在刑罰具體執行時應予以差別對待。筆者就此提出了以下建議。

  首先,死緩限制減刑罪犯服刑期限的區分化。有學者為劃清死緩與死緩限制減刑間的界限曾提出"以死緩的適用依據為標準,將影響案件的量刑情節比例化后,通過'同向相加、逆向相減'的方法得出所剩情節,若所剩情節為從重處罰情節即適用死緩限制減刑,若所剩情節為從輕處罰情節則適用死緩。"此種將量刑情節予以量化的方法為實踐中劃清死緩與死緩限制減刑間的界限提供了有效的解決辦法。筆者認為,該量化方法也可借鑒于死緩限制減刑刑罰具體執行中,即可以將死緩限制減刑犯于兩年死刑緩期執行期間執行完畢后所對應的刑種作為基數,對具有數罪并罰、累犯等情節的罪犯,按照《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中對影響量刑情節的計算方法,對適用死緩限制減刑罪犯的服刑期限予以量化。如以本文所選典型案例王志才故意殺人案和薛某故意殺人、放火案為例,若二者于二年死緩執行期間沒有故意犯罪的則都會被減為無期徒刑,但若將罪犯薛某"數罪并罰"以及"累犯"這兩個量刑情節予以量化后附加在無期徒刑之上,無論日后二者在無期徒刑之上再經歷何種減刑,罪犯薛某與罪犯王志才在實際服刑的總和刑期上也能體現出差別。

  其次,對死緩限制減刑罪犯服刑期間減刑制度適用的區分化。對比《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之內容,正式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第 4 條規定將針對部分罪行嚴重的死緩犯罪分子的"不得減刑"修改為"限制減刑".依此精神,筆者并不主張直接剝奪含有數罪并罰或累犯情節的死緩限制減刑犯減刑的權利。另外有學者經過對某地服刑中的死緩限制減刑犯調查后所得結論顯示 90%以上的限制減刑罪犯對自己減刑仍抱有期待。

  正因如此筆者希望通過對具有數罪并罰、累犯等情節的死緩限制減刑罪犯"減刑"的再限制,與其他類死緩限制減刑犯的"限制減刑"有所區別。于具體操作而言,實踐中可以從減刑起始間隔時間、減刑的幅度或減刑適用標準上從嚴把握,比如服刑表現作為減刑的重要依據,對此類死緩限制減刑犯服刑期間的表現標準的考量應嚴于未被限制減刑的死緩犯。

  三、關于死緩限制減刑的發展方向

  (一)現有死緩限制減刑適用對象范圍偏窄

  目前我國死刑改革的手段之一,是在立法上采取循序漸進依次減少適用死刑罪名的方法。由于死緩限制減刑立法目的之一是限制死刑的適用,因此隨著日后我國死刑改革的深入,對當前剩余的保有死刑的部分罪名的改革勢必需要借助死緩限制減刑之力量才能得以完成。依照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可以適用死緩限制減刑的對象應僅包括法條所述的兩類。但現存保留死刑罪名的范圍遠廣于死緩限制減刑對象的范圍,顯然依照當前死緩限制減刑對象所涵蓋的范圍將難以滿足死刑改革發展之日后需求。

  此外,有學者曾指出對我國當前的死刑限制而言減少死刑適用的方式應集中于非暴力性犯罪更為適宜。而根據之前被廢除死刑的罪名顯示,實際中被廢除死刑的罪名也主要集中表現為非暴力性犯罪,這就表明了今后我國死刑改革的一大方向。但就死緩限制減刑目前的適用對象而言,除累犯外,其他適用死緩限制減刑的對象都表現為具有暴力性質的犯罪行為,筆者認為雖然暴力性犯罪較之于非暴力性犯罪對人身財產安全以及社會穩定性更具直接威脅性,但并不能否認非暴力性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甚至某些非暴力性犯罪的社會危害性較之暴力性犯罪可謂有過之而不及。倘若日后單純廢除具有強力社會危害性的非暴力性犯罪中的死刑刑罰,那么其所剩刑罰面對觸犯該罪名且兼具嚴重犯罪情節的罪犯還能否滿足罪刑相適應原則要求值得商榷。因此單純廢除某些罪名中的死刑而不同時配置以相對應的處罰方式也將嚴重影響我國刑罰制度的內部平衡。

  (二)適當拓寬死緩限制減刑的適用范圍

  通過前文的論證表明,目前死緩限制減刑適用對象所涵蓋的范圍日后勢必將難以支撐我國日后死刑改革的發展,同時若仍保以目前之范圍也將危及我國刑罰制度的內部平衡。因此,筆者認為,就現有的死緩限制減刑的適用范圍予以適當拓寬更為合理。對于拓寬范圍可以在日后取消死刑但所剩刑罰難以承擔懲罰嚴厲性的罪名中篩選,在考慮將此類新的犯罪行為納入死緩限制減刑的適用范圍,該犯罪應表現出與現有的死緩限制減刑適用對象不相上下的人身危險性及社會危害性。

  根據現有的法律規定,死緩限制減刑的適用對象除累犯外主要表現為包括"故意殺人"在內的八大暴力性犯罪行為。如前所述誠然暴力性犯罪相比于非暴力性犯罪所表現的人身危險性更為直接,但部分非暴力性犯罪呈現的社會危害性也不容小覷。比如貪污賄賂罪就屬于此類非暴力性犯罪,貪污賄賂罪是由特定主體國家工作人員實施的一類嚴重經濟犯罪,其所侵犯的法益不單只是國家公共財產所有權,同時還包括政府的公信力,因此其具有巨大的社會危害性。近幾年,我國不斷加大"反腐"力度,大批貪官落馬的同時也有人對部分貪官的處置結果提出了質疑。實踐中貪污受賄犯罪基本已無適用死刑的情況,而對于滿足死刑緩期執行的貪污受賄罪犯,由于缺少限制減刑的約束,大部分或因為假釋或因為減刑可能最終服刑十余年刑事處罰便完結,而相比于其所造成的嚴重社會危害后果如此處罰力度實在令人難以接受,因此有人將此種現象戲稱為"刑不上大夫".

  面對觸犯此罪名且具有嚴重犯罪情節的罪犯將無法實現刑罰處罰的目的。貝卡利亞于《論犯罪與刑罰》一書中曾提到,犯罪所表現的社會公共危害性越強,促使犯罪的力量越強大,那么制止犯罪的手段就應更強有力。

  如此一來,筆者認為憑借極強的社會危害性,如貪污賄賂罪一般具有極強社會危害性的非暴力性犯罪也可納入死緩限制減刑的適用范圍,將死緩限制減刑作為此類犯罪可以選擇適用的刑事處罰方式,其所具有的嚴厲性不僅能實現對此類犯罪的罪當其罰也能滿足我國死刑改革發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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