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他人謀取利益”之合理定位

第二章 受賄罪認定的司法困境及法律適用之把握 2.1本案認定折射出的司法困境 司法公信力是社會公眾對司法的信任和尊重,是反映一個國家法治程度的標尺,也是法治建設追求的目標,司法公信力的高低,直接影響司法權威和法律尊嚴。由于司法實踐中對受賄罪認定時的混亂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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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受賄罪認定的司法困境及法律適用之把握

  2.1本案認定折射出的司法困境

  司法公信力是社會公眾對司法的信任和尊重,是反映一個國家法治程度的標尺,也是法治建設追求的目標,司法公信力的高低,直接影響司法權威和法律尊嚴。由于司法實踐中對受賄罪認定時的混亂使得公眾對司法權威產生質疑,無疑降低了司法公信力。

  在“感情投資”、“賄款公用”的認定上,文建茂案并非個案。事實上,之前就因余斌案而爭論不休,2005年湖南省臨湘市原副市長余斌因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5年。余斌案中,檢察機關指控余斌受賄22. 5萬元,兩審法院均認定受賄9. 5萬元,除了對于余斌自稱“賄款公用”(余斌將受賄錢財中的15萬余元用于幫助下屬鄉鎮、企業、學校)的部分與文建茂案二審判決有別之外(被認定為受賄,僅作為一個量刑情節考慮),檢察機關指控為受賄而法院不予認定的10萬元,理由即是受賄事實雖然存在,但不能證明余斌是否“為他人謀取利益”,結論與文建茂案二審判決如出一轍,直接體現了檢、法兩院對于基本事實的認定存在嚴重分歧。文建茂案之后,這一司法狀況也并未得到改觀,如2007年國家統計局原局長邱曉華被“雙開”,讓人大跌眼鏡的原因僅是重婚罪,而作為官員的邱曉華自2003年以來先后4次收受22萬元“禮金”的事實卻因“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問題而不認定為受賄;國土資源部原部長、黑龍江人民政府原省長田鳳山受賄案中,一審法院也認為田鳳山收受七臺河市、雙鴨山市政府、虎林市政府和緩化行署有關負責人所送的14萬元、美元2萬多元的事實因“田鳳山沒有為他人謀利的意圖,田上述行為不能視為為他人謀利,其收受上述負責人的錢款違反紀律,但不屬于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利收受賄賂。” 不構成受賄罪,檢、法兩院各持一詞。在諸如以上種種“喧鬧”的背后,暴露出受賄罪的認定在司法適用中的諸多困境。

  第一,理論與實踐的沖突。在理論上,許多學者認為,在收受賄賂的情況下,同時具備“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條件,犯罪已經既遂,至于贓款用于何處,已經不影響受賄罪的成立。因為,受賄罪侵犯的客體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在排除正常經濟往來的情況下,收受他人財物已構成對其廉潔性的侵害。然而在實踐中,由于法條設置的不合理及立法術語的模糊性,給司法人員給予發揮自由裁量權的充分空間,導致一些案件的判決并不遵循理論原則,陷入理論上一套,實踐中另一套的司法困境。在文建茂案中,一、二審法院對收受“感情投資”式禮金作出截然不同的判決結果充分反映了這一困境。

  第二,司法實踐不統一。不論是余斌案還是文建茂案,從法院窮盡訴訟程序,近乎“出爾反爾”式的判決來看,司法機關之間在對受賄罪認定、量刑方面均存在不同的認識,特別是對為他人謀利要件的認定和把握上,各執一詞,互不相讓,面對同樣的案件、同樣的犯罪事實、同樣的刑法條文,檢、法兩院,上下級法院之間均存在著截然不同的評判。這種不同體現在法院判決中的影響更大,容易使公眾對司法行為本身產生懷疑,是法律認識還是人為干擾?從司法實踐看,這種截然不同的處理結果,作為被告人往往會認為是檢察機關執法不公,心生怨恨;而作為普通群眾,則會認為是審判機關執法不嚴,甚至存在權錢交易才導致被告人被輕判,進而加劇民眾對司法公正的質疑。檢、法兩院乃至法院之間的這種分歧充分反映了各地司法部門執法標準各異,各自為政、司法裁判不統一的困境。

  第三,“寬嚴相濟”的人性化司法在實踐運用中的混亂。刑莉的目的最終要達到使“已犯者不能犯,未犯者不敢犯”的效果,人性化司法并不會被社會排斥,因此對于受賄者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從輕處罰是符合立法本意的,也能被公眾接受,同時不可否認的是,腐敗分子也并非全都十惡不赦,有些貪官得到一定程度的諒解符合社會道德衡量標準,如將受賄款用于捐贈等行為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受賄者的良心未泥,得到一定的原諒并非不可。如在廣東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免疫規劃所原疫苗組組長蔡漢港與上司羅耀星共同受賄共同受賄1162萬元一案中,蔡漢港個人分得455萬元,其中232萬元被用于單位公務消費,法院認為可以從輕判處,綜合自首、檢舉他人、將相當數額的受賄所得用于公務支出以及退贓等情節,從輕處罰,判處蔡漢港有期徒刑十一年。法院在量刑時也進行了合理的司法衡量,對其輕判也是符合立法精神的。該案辦理過程中,廣東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作為發案單位也曾向法院發函為蔡漢港求情,這足以說明了這種對貪官同情和原諒的存在合乎社會價值觀。但“情有可原,罪不可免”,法律的權威性不能超越其規定而被任意改變,如果因將受賄財物用于公務消費而不予處罰,這在立法上是找不到任何依據的,不同法院之間對同一事實進行不同的評判和認定,對同樣的法條和刑事司法政策出現不同的理解和適用,缺乏統一的參照標準,體現的是法律適用的混亂,最終喪失的是司法公信力。

  我國的許多司法制度淵源于大陸法系的成文法制度,法條本身有盡,現實情勢無窮,短短的法條不能概括種種社會現象,加上立法術語在某種程度上的不明確,導致司法實踐中,可以人為地曲解法條,甚至斷章取義,從對法條規定的理解中推論得出不盡相同結果,“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而部分法官又可以借助并凌駕于最終的司法決定權之上,恣意罔顧檢察機關的指控或者其他法院作出的判決,出現對相同或者相似的案情,作出的判決卻截然不同的悼論,這給民眾認識法律造成混亂,給法律的權威帶來損傷。
  

  2.2受賄罪司法認定法律適用之把握

  司法裁判的不統一,會擴大公眾對司法腐敗的偏信程度,使公眾誤信裁判過程中的人為性和隨意性,也會影響到打擊受賄犯罪的全國統一性,損害司法公信力。從司法實踐對“感情投資”、“賄款公用”等行為在認定上的分歧可以看出,不論是“為他人謀取利益”定位,還是犯罪既遂的把握,受賄罪現行立法皆給人們留下了可以各行己見的空間。當然,由于立法不可能一激而就、盡善盡美,只能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發展,由立法者去不斷完善這種立法空白。對司法者而言,準確把握、界定并適用現有法律對受賄罪的認定顯得至關重要,在立法衡定的情況下,只有嚴格執法、準確適用,才能消除如上種種的司法困境。

  2. 2. 1 “為他人謀取利益”之合理定位

  刑法第385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是受賄罪。”從刑法規定可以看出,在收受賄賂的情形下,“為他人謀取利益”是必要構成要件之一。理論上,關于“為他人謀取利益”作為受賄罪構成要件的定位問題上,爭議由來己久,曾經有舊客觀要件說、主觀要件說與新客觀要件說的爭議。舊客觀要件說認為,為他人謀利益,指受賄人為行賄人謀取某種利益(包括合法的或非法的),這是行、受賄行為之間的一個交換條件。2依據該觀點,為他人謀利益作為受賄罪構成要件主要表現為一種謀利行為,如果沒有這種行為,即使收受了賄賂也不能構成受賄,所謀利益是否實現也在所不問。主觀要件說則認為,為他人謀利益只是受賄人主觀上的一種意圖,并不能由受賄行為本身實現,而依賴于將這一意圖付諸實施。根據該觀點,為他人謀取利益是受賄人主觀上的想法,但這種想法必須通過受賄人行為表現出來。新客觀要件說認為,為他人謀取利益只是受賄人的一種許諾,而不要求客觀上有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和結果。4由于各種理論認識上產生的分歧無法統一,而法律規定又留下了產生這種分歧的空間,這種分歧影響到司法實踐中,就會出現無法回避的社會后果和影響,導致司法人員對同一案件的認定和處理上,出現不同的判斷,直接影響到案件的正確處理,造成司法裁判不統一,降低司法權威。文建茂案的判決便反映了這一司法現狀。因此,有必要對上述不同觀點作進一步分析。

  1.舊客觀要件說。也叫“行為說”,主張“為他人謀取利益”是一種行為,強調必須要有為他人謀利之行為。只要有這種行為即可,實際是否取得了利益不影響受賄罪的構成。如果缺少這種行為,即使收受了賄賂,也不能認定為受賄罪。

  這種觀點,存在著以下問題:其一,有違罪刑相適用原則。根據該說觀點,只要受賄人有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就構成受賄罪,是否實現了謀利結果己不重要。

  假設受賄人收受了他人財物之后,實施了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但這種利益是合法的,依據該說受賄人構成受賄罪;但如果受賄人根本沒有實施為他人謀利的行為,即“只收錢不辦事”,卻不構成受賄罪。可以看出,前者為他人謀取合法利益的行為并不會產生任何社會后果和危害性,既沒有違反社會公序良俗,也沒有違背社會道義,而后者卻在一定程度上違背了社會道義,如此認定似乎有鼓勵并認可受賄人只可拿錢不應辦事的合法性之嫌。從社會危害性角度考慮,后者行為的危害性應該比前者大,但前者要受到懲罰,社會危害大的反而得不到懲莉,從而導致罪刑不相適應,背離刑罰公平。其二,放縱犯罪。如前所述,該說主張肯定了 “只收錢不辦事”的合法性,雖收受賄賂但不為他人謀取任何利益合法返回本篇論文導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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