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某聚眾斗毆案例反映的主要問題

序 言 存疑不起訴是我國不起訴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現代刑法有利于被告的思想和訴訟經濟原則的具體體現。存疑不起訴又稱為疑罪不訴或者是證據不足不起訴,是 1996 年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增加的一種不起訴形式,它是指人民檢察院對于經過補充偵查的案件,認為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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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言

  存疑不起訴是我國不起訴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現代刑法有利于被告的思想和訴訟經濟原則的具體體現。存疑不起訴又稱為疑罪不訴或者是證據不足不起訴,是 1996 年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增加的一種不起訴形式,它是指人民檢察院對于經過補充偵查的案件,認為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的,決定不將犯罪嫌疑人訴交人民法院審判的一種處理方式。

  2012 年存疑不起訴制度迎來了自身的重大變革。《刑事訴訟法》對存疑不起訴的適用條件作出了明確規定,要求對于存疑不起訴的案件必須是經過補充偵查后檢察機關仍然認為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的案件,而且在補充偵查的次數上也作了限制性的規定,即以二次為限,同時還規定對于經過二次補充偵查,人民檢察院仍然認為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的應當作出存疑不起訴的決定。這是我國存疑不起訴制度的重大發展,存疑不起訴制度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預想這一制度能在實踐當中大顯身手,在維護犯罪嫌疑人權利和實現訴訟經濟原則上發揮應有的作用。可是實踐表明,存疑不起訴決定不僅適用率較低,而且在作出不訴決定之后對于再訴的相關問題也缺乏法律的明確規定,如對于新證據認定,追訴期限等等,這些問題不僅影響了其作用的發揮,同時也未達到立法者最初的預期。因此,對其進行理性分析合理構建意義重大。

  本文旨在通過案例分析的方式,結合理論界的觀點和現有的法律規定,再立足我國的基本國情,對存疑不起訴制度進行探討,并提出進一步健全和完善這一制度的構想,真正使存疑不起訴制度發揮提高訴訟效率、節約司法資源的作用,實現保障人權的目的。
  
  一、案情介紹

  某沿海城市麻江是挖沙的重點區域,非法開采者眾多,秩序混亂,整治困難,村與村之間因爭搶挖沙區域沖突不斷,傷害事件時有發生。該案是因為當事人龔某扣押對方的船,以換回自己被趙某先前扣押的挖沙船引起的,進而發生兩岸村民之間的打斗,造成一人(燕某)死亡的結果。

  本案由 xx 縣公安局偵查終結,以龔某涉嫌聚眾斗毆罪于 2009 年 6 月 16 日向xx 縣人民檢察院移送審查起訴。承辦人對案件審查后認為,兩村村民有組織的發生械斗是事實,但是根據犯罪嫌疑人龔某的供述和現有的證人證言,缺乏相關證據證明犯罪嫌疑人龔某在搶回趙某的船后有組織、指揮、參與斗毆的行為,偵查機關還需要進一步查清犯罪嫌疑人龔某在械斗中是否起到了組織、煽動作用,并提供相關的證據,遂作出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的決定。2009 年 8 月 15 日,案件經過補充偵查再一次移送到了 xx 縣人民檢察院,承辦人孫某審查后認為:雖然龔某在公安機關的補充偵查過程中供述是其組織本村村民進行械斗,但是沒有第三人的證人證言予以印證,而且龔村村民也供述是趙某召集同村的人來找事,龔某和他們的行為只是正當防衛。由此認定龔某構成聚眾斗毆罪的證據仍然不足,建議作存疑不起訴處理。在經過科室討論之后案件報請主管的檢察長決定。主管檢察長認為,此案涉及面廣,影響較大,并且上級領導比較重視,建議提交檢察委員會討論。在檢察委員會上,與會人員就本案的事實認定和證據問題進行了激烈的討論,以主管檢察長為代表的多數人一方認為:本案既有被告人龔某的供述和辯解,還有趙村村民的證言,而且龔某對于兩村發生械斗造成林某死亡的結果供認不諱,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建議提起訴訟。以此案的承辦人為代表的少數人一方則認為:本案當中兩村村民有組織的發生械斗是事實,補充偵查后龔某也供述是其組織本村村民械斗,但是龔村村民劉某,謝某卻說是趙某前來挑事,龔某并沒有組織他們實施斗毆行為。而且兩村村民都指認對方聚眾斗毆,認為自身的行為是合法的,再加上龔某的供述前后反差又比較大,由此認為案件事實不夠清楚,部分證據存在疑問,不符合提起訴訟的條件,建議作存疑不起訴處理。經過投票表決,案件于 2009 年 8 月 25 日由 xx 縣檢察院以龔某聚眾斗毆罪向xx 縣人民法院提起了訴訟。但是在案件的審理過程中,龔某翻供,供述在補充偵查階段公安機關違法對其實施刑訊逼供,他才不得已供述是自己所為,并提供了趙村村民王某和梁某的證人證言,二人證實是趙某在獲悉自己的船被龔某搶走之后叫上被害人燕某及其朋友組織人員去龔某村里拖船,直接引起雙方村民的械斗,造成燕某溺水身亡的后果。于是 xx 縣檢察院于 2010 年 3 月 14 日將本案撤回起訴,隨即作出了存疑不起訴的決定,并將在押的犯罪嫌疑人龔某釋放。被害人家屬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訴訟,法院經審查裁定不予受理,被害人家屬無奈四處上訪。公安機關對檢察院的不起訴決定也不服,要求復議,xx 縣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經復議作出了維持的決定。龔某也不服,希望通過法院的判決宣告自己無罪。

  釋放后的龔某不再以采沙為生,憑借著自己的才能做起了木材生意。良好的口碑使其積累了大量的客戶,生意也因此越來越紅火,沒過多久就已在當地小有名氣,并且順利地結婚生子。成功的事業和幸福的家庭讓許多人為之羨慕。然而2013 年 9 月 6 日 xx 縣公安局經偵查以掌握新證據為由,再一次將案件移送到了xx 縣檢察院,同時對其采取了強制措施,龔某平靜的生活再一次被打破。家庭也隨之陷入了慌亂當中,妻子怎么也沒想到她的丈夫竟是一個罪犯,因不能接受這一事實,于是訴請法院要求離婚。孩子也嚇壞了,爸爸怎么就突然不見了?龔某的生意也從此無人問津。2013 年 9 月 8 日 xx 縣檢察院經審查認為,龔某去趙村從魏某的手中搶走船之后,在趙某和魏某一起去龔村要船的時候,龔某組織村民與他們打斗,于是再一次向 xx 縣人民法院起訴。法院經審理認為,兩村村民械斗是事實,但是是否為龔某實施組織、領導行為及在械斗中是誰導致了燕某死亡的結果,缺乏足夠的證據證明,于 2013 年 10 月 1 日作出了被告人龔某無罪的判決,并當庭予以釋放。五年的被追訴之路早已使龔某身心俱疲,但值得欣慰的是結果對龔某而言是有利的,在幾次險些入獄之后終于因為法院的無罪判決使自己獲得了清白。重獲自由的龔某時常回想自己一再被追訴國家能不能給個說法?于是申請了國家賠償,檢察機關以不符合法律規定為由作出了不予賠償的決定。被害人也不服法院的判決,多次上訪要求賠償。

  二、案例反映的主要問題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四款規定:“對于二次補充偵查的案件,人民檢察院仍然認為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的,應當作出不起訴的決定。”

  同時《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試行)》第四百零三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對于二次退回補充偵查的案件,仍然認為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的,經檢察長或者檢察委員會決定,應當作出不起訴決定。人民檢察院對于經過一次退回補充偵查的案件,認為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且沒有退回補充偵查必要的,可以作出不起訴決定。”從上面的規定可以看出,存疑不起訴決定的作出必須符合兩個條件:第一,案件一般需經過二次補充偵查;第二,經過補充偵查證據仍然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而且明確規定對于經過兩次補充偵查仍然認為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的,應當作出存疑不起訴的決定。本案當中,案件經過一次退回補充偵查,承辦檢察官認為應當作出存疑不起訴的決定,但是案件經過一系列的討論和審批之后,檢察委員會作了起訴的處理。后來在案件的審理過程中因為龔某的翻供檢察機關又將案件撤回,作了存疑不起訴的決定。龔某在“虛驚一場”之后回到了往日的平靜生活當中,但是案件并沒有因此而終結,三年之后,公安機關以出現新的證據為由再次將案件移送到了檢察機關,檢察機關在對“新證據”審查后向法院提起了訴訟,法院經審理認為指控龔某犯聚眾斗毆罪的證據不足,于2013 年 10 月 1 日作出了證據不足的無罪判決。

  整個案件的處理除了偵查機關在不起訴后擅自偵查取證的行為是違法的以外,其他似乎沒有什么不妥,是符合我國現有的法律規定的,但是仔細分析就會發現存疑不起訴制度在運行當中還是存在很多問題的。

  (一)存疑不起訴的決定不合理

  1.不起訴決定過于繁瑣

  《檢委會議事規則》第九條規定:“擬提請檢察委員會討論決定的案件或者事項,承辦檢察官要提出明確的辦理意見,且需經檢察官會議集體討論并由部門主要負責人簽署意見,主管檢察長經審核認為應當由檢察委員會討論、決定的,應當提出建議,由檢察長決定是否提交檢察委員會討論。”實踐當中存疑不起訴決定通常是由檢委會討論決定作出的,這就意味著存疑不起訴決定的作出必須經過嚴格的程序。這樣規定的好處有:第一,可以促使檢察人員嚴格依照法定程序辦案,有助于防止檢察人員在辦案過程中手中的裁量權過大,如果濫用職權,將直接損害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第二,通過檢察委員會的集體決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存疑不起訴決定更加科學合理,提升決策的正確性。實踐當中這一決定往往需要經過承辦人,科室負責人,主管檢察長以及檢察長還有檢察委員會等人員的層層參與方可作出。從表面上看,嚴格的審批程序有助于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得出正確的結論,可是實踐中正是由于審批程序太過繁瑣才導致存疑不起訴制度沒能發揮應有的作用,提升刑事訴訟的效率,同時也未能與我國刑事訴訟法保障人權的宗旨相契合。

  本案當中,案件的處理相繼經過了承辦人、科室負責人、主管檢察長以及檢察委員會的層層報請和審批,最終才作出了決定。單就從合法性上講,這一決定是符合我國法律規定的。但是從程序上看,這一決定卻不僅影響了不起訴的作出效率,有違刑事訴訟的效率原則,而且也導致了犯罪嫌疑人因此而受到長時間的羈押,與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保障人權的精神不符。加上實踐當中很多案件往往在證據的“質”和“量”上是存在問題的,并沒有達到我國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起訴標準,而就決定的作出程序而言,一起案件的起訴決定要比不起訴決定的作出簡單的多,因此就會產生檢察機關因為存疑不訴程序過于繁瑣而逃避適用的現象。導致大量沒有達到起訴要求的或標準的案件被批量送入法院,在損害自身權威的同時也加重了法院的負擔。長此以往,存疑不起訴制度就會淡出承辦人的視野,變得形同虛設。這樣一來存疑不起訴制度不僅沒有對案件起到篩選分流的作用,而且還極易出現檢察機關逃避適用的現象,不僅沒有實現訴訟經濟的要求反而浪費了司法資源,增加了訴訟負擔,而且還不利于犯罪嫌疑人權利的保障。

  西方經濟分析法學派的代表人物波斯納認為,法律程序在運作過程中會耗費大量的經濟資源,為了提高司法活動的經濟效益,應當最大限度地減少這種經濟資源的耗費,作為對法律程序進行評價的一項基本價值標準,應在具體的司法活動中實現這一目標。

  ①刑事訴訟中的效率和經濟原則要求用最少的司法資源和最短的時間處理一起刑事案件,盡可能減少法律實施過程中的經濟資源的消耗,節約司法成本。檢察機關作為刑事訴訟過程中的重要力量,其所進行的行為必須受訴訟經濟和疑罪從無這兩個原則的約束,審查起訴作為檢察機關的一項重要職能,在其運行過程當中也理應受到訴訟效率的制約。很顯然我國的存疑不起訴沒能達到訴訟經濟與訴訟效率的要求。綜上所述,繁瑣的程序不僅不利于存疑不訴決定的作出,有違訴訟經濟的原則,而且還極易導致檢察機關的逃避適用,使得我國起訴質量降低,同時也不利于被追訴人權利的保障。

  2.檢委會的決定不合理

  案件的承辦人是經歷了一起案件的閱卷,整理和分析證據和案件事實,訊問犯罪嫌疑人,詢問被害人和證人等一系列刑事程序的“當事人”,對全案證據和事實的把握最全面、最具體,其在審查案件事實和證據之后,發現案件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從而作出不起訴的決定可謂是“名正言順”.而作為檢察機關集體決策機構的檢察委員會,無論是從人員的專業組成上,還是對案件事實和證據的認知上都沒有案件的承辦人對于案件把握的細致和全面,所以筆者認為作為案件在檢察機關的直接承辦人,理應成為作出存疑不起訴決定的有權主體,檢察委員會不宜過多的作為存疑不起訴決定的作出主體。

  本案當中,案件在經過一次補充偵查之后,承辦人孫某仍然認為案件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建議作存疑不起訴處理。而案件經過檢察委員會討論最終卻作出了起訴的決定,后來在法院的審理過程當中,檢察機關又作出了撤訴的處理,進而作出了存疑不起訴的決定。檢委會就案件符合起訴的條件作出向法院起訴的決定是無可厚非的,是符合法律的規定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試行)》第四百零三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對于二次退回補充偵查的案件,仍然認為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的,經檢察長或者檢察委員會決定,應當作出不起訴決定。人民檢察院對于經過一次退回補充偵查的案件,認為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且沒有退回補充偵查必要的,可以作出不起訴決定。”但是從案件的最后結果上看,檢委會的決定卻是錯誤的。為什么符合法律規定的程序的決定最后卻是失敗的呢?這就涉及到檢委會決定的合理性問題。本應作出存疑不起訴決定的案件,卻因為檢察委員會的考量進行了一輪無謂的程序循環,造成了司法資源的浪費。而承辦人是對案件的事實和證據把握最為全面的人,其理應成為作出存疑不起訴決定的“有權”主體,但是在這起案件當中,承辦人卻只有提請討論的權利,對于存疑不起訴決定最終的作出所起的作用甚微,在這種運行體制下就有可能導致了解案件的不是真正的決定主體,而真正的決定主體并未切實的了解案件,檢委會的決定極有可能是考慮社會輿論等多種因素,平衡各種利害關系的結果,導致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案件的事實及證據是否達到了起訴的標準。尤其近些年來,隨著輿論監督的發展,媒體的作用越來越大,其中不乏有些媒體根據個人的主觀判斷作出不負責任,不切實際的報道,不僅違反了自身的職業道德,也誤導了公眾的法律判斷。返回本篇論文導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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