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刑化量刑與“寬嚴相濟”政策的正確適用

2. 2. 3輕刑化量刑與寬嚴相濟政策的正確適用 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是我國近年來確立并大力弘揚的基本刑事司法政策,其表現出倡導理性治理犯罪,從而促進和諧社會建設,實現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司法理念。2007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在檢察工作中貫徹寬嚴相濟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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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3輕刑化量刑與“寬嚴相濟”政策的正確適用

  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是我國近年來確立并大力弘揚的基本刑事司法政策,其表現出倡導理性治理犯罪,從而促進和諧社會建設,實現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司法理念。2007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在檢察工作中貫徹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見》規定:寬嚴相濟是我們黨和國家的重要刑事司法政策,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要“注重寬與嚴的有機統一,該嚴則嚴,當寬則寬,寬嚴互補,寬嚴有度”,對犯罪的實體處理和適用訴訟程序都要體現寬嚴相濟的精神。當前法律框架下影響受賄罪量刑的因素主要分為從重、從寬兩種。

  從寬處罰的情節主要有:

  1.自首。根據《刑法》及相關司法解釋規定,自首分為一般自首和特別自首,且法律對兩種自首的認定均做了較為詳盡的規定。關于特別自首的認定相對簡單,從司法解釋和司法機關辦案實踐情況來看,對特別自首的認定限定在如實供述辦案機關尚未掌握的罪行之內,但須與辦案機關已掌握的或者司法機關判決已確定的罪行不屬于同一種罪行。較難把握的主要是在一般自首的認定上,盡管如此,法律對于一般自首的認定仍然較為明確。根據刑法規定,一般自首須同時具備兩個條件:自動投案和如實供述。對于如實供述的認定及把握并不難,在此不再贅述。司法實踐中的主要問題存在于對自動投案的認定方面,關于自動投案,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明確列舉了七種情形,對刑法中“自動投案”進行了擴大解釋,2010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體問題的意見》又進一步補充了五種自動投案的情形。對于職務犯罪自首的認定方面,2009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職務犯罪案件認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節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對職務犯罪自首的“自動投案”進行了更為詳細的規定。

  對于自首的處罰,《刑法》第67條、第68條第2款及《意見》中都有明確規定,具體而言,應按照下列原則處理:第一,可以免除處罰。對于犯罪情節較輕的受賄人,在認定為自首的情形下,才可以免除處罰。第二,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這是對于認定為自首的一般處罰原則,“可以”是相對從寬,應根據受賄人主觀惡意、受賄數額、給國家和社會造成的損失綜合考量,而不是隨意適用。第三,應當減輕或免除處ig.只有自首并有重大立功二者同時具備的,才適用應當減輕或免除處罰。這里的“應當”是絕對從寬,沒有選擇的余地。

  2.坦白。指被抓獲歸案旳犯罪嫌疑人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的行為,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解釋》第4條規定“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實供述司法機關尚未掌握的罪行,與司法機關已掌握的或判決確定的罪行屬同種罪行的”,屬于可以酌情從輕處罰的情節;“如實供述的同種罪行較重的”,屬于應當從輕處罰的情節。該規定可以看作是對坦白的明確規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意見》又規定對于職務犯罪分子的兩種“可以酌情從輕處罰”情節和兩種“應當酌輕處莉”的情節,均可視為對于坦白的處罰規定。

  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對《刑法》第67條增加第3款規定,犯罪嫌疑人雖不具有自首情節,但“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從輕處罰;因其如實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別重大嚴重后果發生的,可以減輕處罰。”即坦白情節,坦白作為從寬情節以立法形式予以確認。但從《刑法修正案(八)》的規定來看對于坦白的主體范圍進行了嚴格限定,相比最高人民法院《解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意見》規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己宣判的罪犯和犯罪分子概念而言,主體范圍縮小不少,而且更加明確,立法對坦白的限制更為嚴謹。由此可以看出,立法目的是要鼓勵犯罪嫌疑人在立案偵查過程中就如實交待罪行。

  從對坦白情節予以酌定從寬處罰的規定看,對于犯罪嫌疑人的積極悔罪行為給予認可和肯定;從規定坦白在司法程序中的具體時間段來看,對犯罪嫌疑人的悔罪要求更高,也體現了對節約司法資源、提高辦案效率的立法追求。立法將坦白情節規定為酌定從寬情節,在司法實踐中帶來許多問題,具體到受賄罪的查處而言,由于“可以” 一詞本身具有的不確定性,使司法人員對其適用時的主觀隨意性較大,如果司法人員不能準確適用,加上受賄犯罪特有的“勢力范圍”的干擾,很容易造成一律從寬的被動局面。因此,筆者認為,“可以”并不意味想從輕就從輕、想減輕就減輕,不想從輕就不從輕、不想減輕就不減輕,應該有嚴格的適用法則。一般情況下,我們應該將“可以”解讀為“一般應當”,即“如果沒有特別事由,應當適用該量刑情節;如果不適用該量刑情節,必須具有充分理由”.

  3.退贓。可以分為積極退贓和消極退贓,受賄人主動退贓的為積極退贓,由辦案機關追繳的為消極退贓。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意見》對于退贓的處罰有明確規定,同時該《意見》也規定對于主動退贓與辦案機關依職權追贓要有所區別。就受賄案件而言,贓款大多都被追加,但在是否可以從輕處罰的問題上卻存在弊端,司法實踐中往往不論主動退贓還是辦案機關追繳,只要贓款全部退回或追回,在對受賄人量刑時均予以考慮,從而模糊了二者之間的區別。

  4.認罪悔罪。隨著經濟發展,受賄案件的案值越來越大,動輒上百萬、上千萬,《刑法》規定受賄數額10萬元以上就有可能被判處死刑,由于受賄金額遠超過這一標準,為求“免死”或者輕判,受賄者一般都有認罪悔罪情節。不可否認,這種認罪悔罪行為在一定程度上也減輕了偵查取證難度和負擔,提高了辦案效率,縮短了辦案周期,節約了司法資源,應作為量刑時的酌定從輕情節,予以肯定。事實上,在“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主導下,對受賄者具有認罪悔罪態度的,都得到了肯定的評價。

  從重情節主要有:

  1.索賄。《刑法》第386條規定:“索賄的從重處罰”.將索賄作為一個法定的從重處罰情節,充分體現了罪刑相適應原則。因為在索賄的情況下,受賄人主觀惡意更大,對職務行為的廉潔性侵犯程度更高,社會危害性也更大。

  2.作案次數和時間。受賄犯罪具有隱蔽性,作案時間跨度長、受賄次數多是受賄案件的一個共同特點。“舟必漏而后入水,土必濕而后生苔”,受賄犯行為從發生到案發不是一朝一夕造就的,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具有較長的周期,受賄數額數百萬元乃至數千萬的受賄,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形成的,這個過程也反映了受賄者思想的賊變過程及主觀惡性的嚴重程度。因此,作案次數多少和時間長短,應作為受賄罪刑時的一個重要的酌定量刑情節,但從司法實踐中看,在量刑時基本上不作評價,對量刑影響甚微。

  3.給國家和社會造成的損失。受賄罪的職務犯罪性質,決定了受賄行為與瀆職行為有時會相伴而生,當受賄人實施受賄行為之時,意味著一部分權力己被異化,就有可能造成另外一種損失,這種損失多表現為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方面的損失,這也是受賄罪成為腐敗犯罪重中之重的一個主要原因。對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損失和沒有造成損失的社會危害性是顯而易見的,例如,受賄人雖然收受了賄賂,但沒有為他人謀取非法的利益,危害性就小一些,如果受賄人收受賄賂以后,給他人謀取非法利益,甚至有續職失職行為,給國家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社會危害性顯然更大,就應當從重予以處罰。這種損失,某種意義上與貪污犯罪造成的損失具有同樣的性質,這也是受賄犯罪的危害性高于貪污罪(貪污罪的危害性比較單一)的主要原因。1因此,有沒有給國家和社會利益造成損失應該成為受賄罪量刑時考慮的一個重要情節。

  在司法實踐中,對于從寬、從重的量刑情節適用上往往表現得不太嚴謹。以文建茂案的量刑為例,一審判處5年有期徒刑,二審判處3年有期刑,緩刑4年,雖然有認定數額不同的成分在內,但量刑幅度的差別太大;余斌案的量刑也同樣存在這樣的問題,姑且不論數額認定是否合理,即使以法院認定的受賄9. 5萬余元為準,處3年期徒刑,緩刑5年也難免有量刑過輕之嫌(事實上檢察機關曾以量刑過輕為由提起抗訴未獲法院支持)。
  
  以上案例受賄數額均不大,量刑雖有瑕疵,但只在幾年之間或實刑與緩刑之間游離,但如果受賄數額幾千萬甚至過億,在法定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之間選擇,不嚴謹的量刑情節認定就會出現天壤之別,影響司法公信力。筆者梳理了 2012-2013年查處的部分典型案例,如內蒙古自治區原副主席劉志卓受賄817萬元案、河南省交通運輸廳原廳長董永安受賄2583萬元案、海南省洋浦經濟開發區規劃建設土地局原副局長肖明輝受賄1611萬元案、甘肅省國土資源廳原副廳長張國華受賄428萬元案、鐵道部原部長劉志軍受賄6460萬元案、山東省原副省長黃勝受賄1223萬元案、吉林省原常務副省長田學仁受賄1919萬元案、中國儲備糧管理總公司河南公司原董事長李長軒受賄1407萬元案、安徽省阜陽市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太和縣原縣委書記劉家坤受賄2929萬元案、東莞市委原副秘書長吳湛輝受賄4000多萬元案,2以上案例均為近年來檢察機關公布的反腐敗典型案件,受賄人無一例外被判處無期徒刑,值得注意的是,法院判決中對于坦白、贓款追繳等從寬處罰情節都進行了肯定評價,認定為從寬處罰情節,但對于索賄、受賄次數等情節卻沒有進行正確、合理認定,體現在對受賄人的判決當中,便出現了受賄幾百萬元與幾千萬元的最終處罰趨于一致的結果,留給世人不少唏墟。應該反思,司法實踐中的操作不得不讓公眾質疑其對從寬量刑、從重量刑情節認定的隨意性,有些受賄人,不僅構成受賄罪,同時還構成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而來源不明的巨額財產中很可能就有受賄所得的部分,當法院判決一方面認定其悔罪態度好,具有坦白等從寬情節,另一方面卻認定其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的數額高得驚人時,難免自相矛盾。如張國華受賄案有973萬余元不能說明來源、李長軒受賄案就有893萬余元不能說明來源,吳堪輝案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數額更大,達到9200萬元港幣、3000萬人民幣。如果認定受賄人是認罪悔罪或者坦白,豈不嘩天之大稽。

  從我國立法規定看,受賄罪的量刑具有嚴格的幅度和數額標準,量刑與受賄數額嚴格對應,體現了嚴罰主義的立法本意,但在司法實踐中,這種剛性地規定卻被削弱,以上案件中,數額最小的400多萬元、最大的6000多萬元,相差10倍以上,結果卻無一例外地處以無期徒刑,讓人難以信服。要消除這種量刑混亂和不平衡,對于受賄罪的處罰,必須與受賄犯罪的危害程度、威懾需要等相對應,不但要嚴密法網,也需要在刑罰上保持足夠的威懾力。

  有學者認為,從目前形勢看,由于腐敗犯罪對于經濟社會的危害性程度及當前肆虐程度,“對腐敗犯罪應當貫徹從嚴懲處的政策精神。”“不應對輕刑化無原則地認同而減損對賄賂犯罪的刑竊供應量。最基本的規制框架應該是嚴而又厲而非嚴而不厲.” 但“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也不應該被束之高閣,反腐的終極目的是要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打擊是手段而非目的,在嚴厲打擊的同時,應當根據不同案情嚴格把握并適用從重從寬情節,本著“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精神,準確認定自首、坦白等法定情節。一方面,對那些不但受賄數額特別巨大,而且對國家和社會造成重大損失的受賄者,要堅決依法予以嚴懲;另一方面,對于受賄后自首、積極退贓等情節的受賄者,應當在法律和政策允許的范圍內,合法合情地予以從輕處理。3因此,司法人員應加強責任心,吃透法律及政策規定,精準適用法定和酌定從寬、從重情節,努力做到“當嚴則嚴,當寬則寬,嚴中有寬,寬中有嚴,寬嚴適度,寬嚴相濟”.從政策的精神來看,這里的“寬”,其含義應該是輕緩,而不是寬大無邊。這里的“嚴”,其含義是嚴格、嚴厲,即該作為犯罪處理的一定要依法處理,該作為犯罪處罰的一定要受到刑罰處罰,而不是一律從重。5寬嚴應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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