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陸軍講武堂的歷史影響

第四章 云南陸軍講武堂的歷史影響 云南陸軍講武堂被朱德稱為革命熔爐,對近代中國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講武堂的辦學對中國近代軍事教育的影響,二是講武堂出身的師生對中國近代政治、軍事產生了重要影響,是其教育成效的體現。 第一節 云南陸軍講武堂與中國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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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云南陸軍講武堂的歷史影響
  
  云南陸軍講武堂被朱德稱為“革命熔爐”,對近代中國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講武堂的辦學對中國近代軍事教育的影響,二是講武堂出身的師生對中國近代政治、軍事產生了重要影響,是其教育成效的體現。
  
  第一節 云南陸軍講武堂與中國近代軍事教育
  
  云南陸軍講武堂對中國的近代軍事教育起到了推動的作用,它的軍事教育的特點部分顯現出軍事現代化的特征。
  
  一、云南陸軍講武堂的軍事教育特點
  
  (一)招生的開放性
  
  一是地域的開放性,一般的地方性軍校,主要招收本地區域的學生入校學習。例如東北講武堂,招收東北地區的學員及學生入校,服務當地軍隊;云南早期的軍事教育學校(包括云南武備學堂、云南陸軍小學堂等)都只招收云南籍學生。云南陸軍講武堂創建初期也只限于云南地區學生報考,隨著講武堂的發展、聲望的增長,報考學員也多了起來,講武堂由此擴大了地域的招生范圍,開始招收周邊省份的學生,后唐繼堯在主政時期出于種種考慮,大幅拓寬了講武堂的招生范圍,全國省份、南洋華僑、甚至朝鮮、越南等地的青年均可報考云南陸軍講武堂,使講武堂有了國際色彩。
  
  二是職業背景的開放性。現役軍官和社會學生均可。不止輪訓現役軍官,還面向社會招收 16-22 歲中等文化程度以上“品行端正、文理清順、身體強健”的青年。招生范圍廣,但質量卻有嚴格的標準,社會青年入校還要進行筆試和身體檢查,擇優錄取。
  
  (二)管理的制度性
  
  云南陸軍講武堂的管理制度是系統且完備的,有完整的機構設置、系統的的編制及明確的職務安排,規范的經費預算安排,全面的規章條例,成文的規定前后有《云南講武堂試辦章程》、《云南陸軍講武堂改訂章程》、《云南陸軍講武堂內務條例》、《云南講武學校章程》、《云南陸軍講武學校內務細則》,從衣、食、住、行、學習、訓練、精神風貌、禮儀禮節、風紀軍紀等全方位的對學員生做出了要求,在什么情境場合提倡做什么、禁止做什么、應該怎么做,違反了怎么懲罰都有明文規定,教職人員亦然。對于這些規章制度的引導和執行,講武堂采用了值星的體制,在管理上是“層層節制、絕對服從”的,在校務管理上實現了人力資源利用的優化。
  
  (三)課程的科學性
  
  云南陸軍講武堂的課程設置得較為科學,基本仿照日本軍事學校的課程體系,但又進行了本土化的改進。普通學課程既強調中華傳統文化的國學、倫理、歷史、地理等,又要求學生掌握算術、代數、幾何、化學等西方科學基礎,講武堂內還置有專門的實驗室,以方便學生進行試驗,同時還要學習至少一門外語,有英語、法語和日語可供選擇。軍事學課程分為學科和術科,即軍事學理論課程和軍事學應用課程,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還要分為步兵科、騎兵科、炮兵科、工兵科、輜重兵科教授,每科都有自己的教學科目,術業有專攻。在軍事學課程中教授軍事理論、軍事技術以及軍事能力,兵棋對策、戰術實施等課程都意在培養真正能指揮戰斗的軍官。
  
  (四)教學的先進性
  
  教學的先進性指的主要是講武堂的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軍事的先進性取決于軍事技術和軍事觀念的先進性,講武堂軍事學教育所用教材、所受課程大都脫胎于日本軍事院校,隸屬于西方軍事體系,這在當時是很先進的。教學過程中強調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講武堂學科教范與術科應用互相對應,同時還大量進行操練、定期舉行演習。講武堂學生滿足入校考核后,會完成入伍、普通學學習、軍事學學習、見習、到軍隊任職(現役軍官前兩項省略)一體化程序,為了成為合格的能指揮戰斗的軍官,需從基層做起,熟悉軍隊,完成“列兵、軍士到軍官分階段的全面系統的正規軍事教育”,這種學校教育與軍隊實習交替進行的方式正是講武堂教學知行合一的體現 .
  
  (五)師資的國際性
  
  云南陸軍講武堂師資雄厚,教職人員大都名校畢業,有來自京師大學堂的,有來自保定系軍校的,有來自各地的武備學堂的,其中還有很大一部分擁有留學背景,留英、留法、尤其是留日經歷。擁有留學經歷的教官相較于國內軍事學堂畢業的軍官,接受的是正規系統的軍事教育和訓練,掌握了前沿的軍事技術和觀念以及更為系統的軍事知識。他們站在軍事教學第一線,對學員生們傾囊相授、嚴格要求,使得講武堂達到了很高的軍事教學水準,培養出了一大批掌握近代軍事學知識技能的人才。
  
  云南陸軍講武堂招生的開放性擴大了生源的地域界限,使其聲名遠播,講武堂的影響力也日漸廣泛。管理的制度性使其校風嚴謹,基本屬于軍事化的管理,更適合培養軍人的素質。課程的科學性與教學的先進性使培養出的學員生兼顧理論與實踐,掌握先進的軍事技術,拓寬了軍事眼界。師資的國際性使得講武堂積極引進外國優秀的軍事教育模式,促進了中外軍事交流。
  
  二、云南陸軍講武堂對其他軍事院校的援建及影響
  
  (一)云南陸軍講武堂與黃埔軍校
  
  黃埔軍校,民國時期最為著名的軍事院校,是一所由國民黨及民國政府創辦的中央軍校。1924 年 6 月 16 日,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正式成立,在黃埔舉行開學典禮,孫中山致開學詞。黃埔軍校校本部以孫中山為校總理,蔣介石為校長,廖仲愷為校黨代表。
  
  黃埔軍校設校本部,下面分設政治部(掌管政治教育、黨務和宣傳事宜)、教授部和訓練部(分管軍事學科和術科的教授與訓練事宜)、管理部、軍需部及軍醫部六部。黃埔軍校發展迅速,“1924 年開學時為五百余人;到 1927 年 3 月,已發展到二萬余人。他們來自全國二十六省,并有朝鮮、越南、新加坡等國的革命青年前來學習。不少師生成了國民政府所屬各部門中的核心和骨干。因此軍校曾被譽為國民革命的中心。”59后來還在潮州、南寧、長沙和武漢等地設立了分校,達到了相當的規模。
  
  黃埔軍校這所在中國軍事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軍校,在它的籌備之初就有云南陸軍講武堂的支持和參與。早在孫中山籌建黃埔軍校時,被任命為校長的蔣介石電調原講武堂四大科長王柏齡、林振雄、帥崇興、劉耀楊先后入黃埔軍校任職,還有許多云南陸軍講武堂出身的教官、畢業生先后到黃埔軍校任職。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最初組織的官長名錄中云南陸軍講武堂出身的教官畢業生有:高級官吏中王柏齡(原講武堂教育長)擔任黃埔軍校教授部主任,何應欽(原講武堂教務長)擔任戰術總教官,林振雄(原講武堂騎兵科科長)擔任管理部主任;教授部及學生隊中曹石泉(原講武堂第十四期工兵科畢業)擔任第二隊區隊長,嚴鳳儀(原講武堂第十一期步兵科畢業)擔任第四隊副隊長;教授部中葉劍英(原講武堂第十二期炮兵科畢業)擔任副主任;徐成章(原講武堂第十二期步兵科畢業)為特別官佐。60此外,根據陳予歡著的《云南講武堂將帥錄》
  
  還有很多講武堂出身的軍官參與到黃埔軍校的管理教學管理活動中。例如:萬夢麟,講武堂第十二期步兵科畢業,1925 起年任黃埔軍校少校教官、戰術教官等職;馬崇六,講武堂第十三期步兵科畢業,1924 年起任黃埔軍校編譯處編譯官、入伍生部工兵教官、工兵隊隊長等職;王右瑜,講武堂第三期炮兵科畢業,1926 年任黃埔軍校訓練部教官,教育副處長等職;王繩祖,講武堂第四期炮兵科畢業,曾任講武堂戰術教官、監督,1924 年,應何應欽邀請任黃埔軍校教授部高級教官、副官長;武海秋,韶關分校第一期步兵科畢業,1926 年任黃埔軍校第四期政治部科員、第五期政治部總務科事務股股長等職……孫中山在黃埔軍校致開學辭時提到“諸位教員有從外國學來的,有從保定學來的”,沒有提到云南,云南陸軍講武堂到黃埔軍校的任職人數確沒有保定系人數多,因為保定地區本身軍事學校數量多、沿革時間長。雖然沒有保定軍校影響那么大,但并不能否定云南陸軍講武堂對黃埔軍校的援建事實。黃埔軍校的軍事教育模式參考了云南陸軍講武堂和保定軍校,但實際上無論是保定軍校、云南陸軍講武堂還是黃埔軍校,主要的教育體制和辦學模式都是從仿照日本軍事學校而來,黃埔軍校可以借鑒參考的是云南講武堂和保定軍校的本土改制后的模式。
  
  (二)云南陸軍講武堂與云南航空學校
  
  云南航空學校是由唐繼堯為培養航空人才而創辦的,1922 年,唐繼堯在云南陸軍講武堂舊址成立了由兩個航空隊組成的云南航空處,劉沛泉為處長,王狄仙、張子旋為隊長,聘任華僑黃社旺、莊孟仙、司徒鵬為飛機師。同時在講武堂內開辦航空學校用以訓練空軍人員,生源多為昆明、貴州兩地。同年 12 月25 日,云南航空學校在云南陸軍講武堂正式開學,學制為 3 年。云南航空學校從 1922 年開辦到 1935 年結束先后辦學 6 期,4 期飛行班,2 期機械班,共培養了飛行員、地勤人員二百余人61,他們都是高質量的航空軍事人才。云南航空學校初辦時期與云南陸軍講武堂共用一處校址,1922 年、1923 年云南航空學校的第一期、第二期學生編為講武堂第十七、十八期生。他們同講武堂學生一樣都先需入伍接受軍事訓練,回到學校的課程均由講武堂的教官教授,講武堂的監督胡昭功同時兼任云南航空學校的監督。“云南航空學校可以說是講武堂的延伸,是它的一個分支機構。航校學生畢業時拿到的是講武堂的畢業證書,兩校實際上是一所學校,因此航校的畢業生也是講武堂的學生。這樣,云南航空學校在當時被視為‘講武堂內的飛機學校',由此成了全國第一所在陸軍軍事學校內開辦的航空學校。”62后來,昆明巫家壩建立了機場,航校同講武堂分開,云南航空學校才搬遷到巫家壩機場。 但 1932 年 10 月開辦的第四期學生 30 人,“全部由云南講武學校二十二期考選,因在武校已接受軍事教育,進航校后,免除入伍訓練,仍以第三期的飛行技術學科等教官繼續施教。”
  
  云南航空學校的開辦成為云南省航空事業的發端,“云南之航空隊為全國航空事業之先進前驅,而我航空隊第一班畢業諸君則又云南航空事業之先進前驅,以全國軍事上新興之事業,西南國防上戰備之利器,而我云南航空隊與第一班畢業諸君乃具有此先進前驅之資格。”63云南航空學校還是中國第一所男女兼收的航校,在中國封建思想制約下,唐繼堯還能選送夏文華、尹月娟兩位女學生入校,“而且特批了幾名華僑學生和朝鮮籍學員李英茂、李春、張志田以及女生權基玉來校學習”.這種觀念的開放在當時是及其不易的,也成為云南航空學校的亮點所在。
  
  (三)云南陸軍講武堂韶關分校
  
  1918 年 9 月,李根源在廣東韶關創辦韶州講武堂,實際上屬于云南陸軍講武堂分校。9 月 22 日韶州分校正式開學,李根源任監督,并致學生入學訓詞,“今日無學之民,不可以為國,尤不可以為戰……知今日一國之民,不可以無學為戰,則當知今日之軍人,尤不可不日黽焉從事于學。為學之要,固非一端,而今日之所以為諸員生告者,不在多言,惟堅忍刻苦四字而已。……故必有堅忍不拔之概,而后有堅貞不屈之操,有堅貞不屈之操,乃能成堅苦卓絕之業,是在諸員生勉之而已。”64學生入學訓詞中提出了對學員生的要求,反復提及“堅忍刻苦”,這與云南陸軍講武堂的校訓是相吻合的,兩校的軍事教育體系也大致相同,在韶州講武堂內任教的部分教官是云南陸軍講武堂的師生,如許城國、張懷信、楊華、周興泉等,所以學界一般把韶州講武堂認為云南陸軍講武堂的分校,這也是云南陸軍講武堂影響力的一種體現。韶州分校前后招生兩期,第一期 347 人,第二期 512 人,共培養 859 人。65云南陸軍講武堂的這些軍事教育特色都可以在在以上三所軍事學校的辦學中體現,無論是辦學模式的借鑒、聯合辦學的資源共享還是師資力量的支援都深深影響了這些軍事院校,推動了中國近代軍事教育的發展。
  
  第二節 云南陸軍講武堂對中國近代軍事及政治的影響
  
  云南陸軍講武堂出身的師生多服務于滇軍,他們遍布各階層指揮領導滇軍成為“國之勁旅”.這些師生參加了辛亥革命、護國戰爭、抗日戰爭等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戰爭,保家衛國、奮勇作戰,他們都受到過云南陸軍講武堂的熏陶與訓練教育。
  
  一、云南陸軍講武堂師生與滇軍
  
  滇軍脫胎于清末陸軍第十九鎮這支新軍,基層軍權已被資產階級革命派所掌握,辛亥革命以后,“具有相對獨立的,以云南人為主體,地方財政為支撐,并直接受命于地方實力派的這支云南軍隊”66,即為大家所說的“滇軍”.這支軍隊由留日士官生蔡鍔、李烈鈞、李根源等主持訓練,軍隊素質和裝備為西南各省之冠。滇軍是一種籠統的說法,“它的官方名稱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稱呼,如護國軍、靖國軍、建國軍、國民革命軍等等。”
  
  “清末的新軍是滇軍的前身,而清末新軍向滇軍的演化,云南陸軍講武堂在其中起了孵化的特殊作用。”67滇軍這支軍隊初期是由十九鎮的陸軍和巡防營改造而來,云南陸軍講武堂最初的辦學目的就是輪訓十九鎮陸軍和巡防營的軍官,所以,可以說云南陸軍講武堂的大部分畢業生都是滇軍的重要組成部分。
  
  云南陸軍講武堂直接向滇軍輸出了初中級軍官,從而提升了滇軍的整體軍事素質。“由于云南講武堂學生的軍帽是紅色,全省軍隊的軍帽顏色也隨之變改了。
  
  由于軍帽的顏色是紅的,外省人稱之為紅頭軍,又稱為滇軍。”68可見云南陸軍講武堂與滇軍關系之緊密,客觀上也加速了地方軍閥政權的形成。
  
  滇軍有四十余年的歷史,其編制屢經變遷,在此以護法戰爭前后的滇軍編制為例69:
  
  (一)護國戰爭結束后滇軍擴大編制的番號及其駐地(1916 年)
  
  云南督軍:唐繼堯(講武堂教官、監督);第一師師長:張子貞(講武堂第二期軍事學教官);第二師師長:劉祖武(講武堂第一期軍事學教官);第三師師長:
  
  張開儒(講武堂提調);第四師師長:方聲濤(講武堂丙班主任);第五師師長:
  
  庾恩旸(講武堂第一期軍事學教官);第六師師長:顧品珍(講武堂第一期軍事學教官);第七師師長:趙又新(講武堂戰術教官);第八師師長:葉荃(韶關分校教官)。
  
  (二)護法戰爭時期滇軍編制及其駐地(1918 年)
  
  川滇黔湘粵鄂豫陜靖國聯軍總司令:唐繼堯(講武堂教官、監督);靖國軍第一軍軍長:顧品珍(講武堂第一期軍事學教官);靖國軍第二軍軍長:趙又新(講武堂戰術教官);靖國軍第三軍軍長:庾恩旸(講武堂第一期軍事學教官);靖國軍第四軍軍長:黃毓成(講武堂教官);靖國軍第五軍軍長:張開儒(講武堂提調);靖國軍第六軍軍長:方聲濤(講武堂丙班主任);靖國軍第七軍軍長:
  
  劉祖武(講武堂第一期軍事學教官);靖國軍第八軍軍長:葉荃(韶關分校教官);佽飛軍團長:龍云(講武堂第四期騎兵科畢業)。
  
  (三)顧品珍班師驅唐后滇軍編制(1921 年)
  
  云南北伐軍總司令:顧品珍(講武堂第一期軍事學教官);副司令:張開儒(講武堂提調);第一混成旅旅長:趙燧生;第二混成旅旅長:楊池生(講武堂第三期步兵科畢業);第三混成旅旅長:楊希閔(講武堂第三期步兵科畢業);第四混成旅旅長:楊如軒(講武堂第四期步兵科畢業);第一支隊隊長:蔣光亮(講武堂第四期步兵科畢業);第二支隊隊長:范石生(講武堂第三期步兵科畢業)。
  
  (四)唐繼堯倒顧回滇后滇軍編制(1922-1926 年)
  
  第一軍軍長兼滇中鎮守使:龍云(講武堂第四期騎兵科畢業);第二軍軍長:
  
  田鐘谷(講武堂第三期步兵科畢業),后為唐繼虞(講武堂教官);第三軍軍長兼迤東鎮守使:胡若愚(第五期步兵科畢業);第四軍軍長兼迤南鎮守使:李選廷(第一期步兵科畢業);第五軍軍長兼迤西鎮守使:張汝驥(講武堂學員隊隊附);挺進軍司令:吳學顯。
  
  從上述部分可以看到從 1916 年-1926 年間,除趙燧生、吳學顯兩人外,其余滇軍的高級將領全部是云南陸軍講武堂出身的。所以,講武堂是一所主要服務于地方的軍校。早年間滇軍的高級將領由講武堂的教官擔任,隨著時間流逝,高級將領轉變為講武堂畢業的學員生來擔任,這也說明,講武堂培養的畢業生是能滿足現實軍隊各級軍官需要的。
  
  二、云南陸軍講武堂師生對中國革命戰爭的影響
  
  云南地處邊疆,近鄰緬甸、越南,彼時兩國都已成為英、法的殖民地,云南實際是與英國、法國勢力相連。當時,法國修建了越南到云南的滇越鐵路,還掠奪了云南七個府的礦產開采權,英國也覬覦云南已久,蠢蠢欲動。而此時,清廷對這些侵略性行動卻無能為力、自顧不暇,政府官員們忙于斂財、無所作為,在這種朝不保夕的情況下使云南人民感到“內鞏國基,外御強敵”的迫切,為革命起義做好了思想基礎。1906 年 11 月,同盟會云南支部在東京創辦了《云南》雜志,此雜志是為了“開通風氣,鼓舞國民精神”,宣揚國家、團結、公益、進取、冒險、尚武、實業、地方自治、男女平等等價值觀念,號召云南人民“同心同德,群策群力,萬死不懈,以抗強敵”.70這些宣傳促進了云南人民獨立意識的覺醒,使云南成為發起革命運動的重要省份之一。
  
  云南同盟會會員有許多都在云南陸軍講武堂任職,根據云南陸軍講武堂博物館的公開資料顯示:第一期至第三期 48 名教職員的政治傾向為同盟會員 17人,革命分子 12 人,傾向革命者 8 人,政治態度不明朗者 11 人。同盟會員們在講武堂內宣傳民主革命的精神,講武堂內很多教官、學員生受此影響,在講武堂內就建立起了同盟會的組織,平時秘密傳閱同盟會宣傳革命的書刊。據朱德回憶,“大家經常談論的和考慮的,就是怎樣發動革命起義。”云南革命的據點就轉到云南陸軍講武堂內。當時,清政府當局已發覺講武堂革命活動頻繁,數次對講武堂進行搜查,想要解散講武堂,時任講武堂總辦的李根源極力周轉調解才使學校幸免于難。那時,擔任云南陸軍第十九鎮第三十七協的協統的蔡鍔對革命采取了支持的態度,“對講武堂的革命活動,作了很好的掩護”.
  
  1911 年,講武堂教官不少在云南新軍中兼職,講武堂畢業生先后到第十九鎮各部隊任下級軍官,為云南辛亥起義創造了有利條件。6 月,丙班二百余名學生被分發到云南陸軍十九鎮的各個步、騎、炮、工標中去入伍,這些學生深入到標營中去和士兵生活在一起,向士兵進行宣傳革命思想工作。講武堂第一批提前畢業的學生一百人中有十八人被派到蔡鍔部下當軍官,他們順勢就于所在軍隊對士兵們進行革命的宣傳活動。其中很多新軍士兵都是農民出身,他們原本的階級屬性使得他們對于清政府的專制剝削有著強烈的抵觸,加上舊式軍隊動輒打罵和克扣軍餉的行為,更加重了這種不滿情緒。講武堂畢業生對癥下藥,深入到士兵群眾中,進行革命的宣傳,革命的種子漸漸地在軍隊普通士兵中播撒開來。2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義爆發,云南是響應武昌起義較早的省份之一。“10 月 27 日,以張文光、刀安仁和劉弼臣為首的騰越(今騰沖)革命黨人,在講武堂乙班畢業生彭蓂、李學詩、和朝選、方涵、劉德勝等的支持下,發動武裝起義,光復了騰越,成立了滇西軍都督府。”
  
  7310 月 30 日,革命黨人在昆明發動了“重九起義”.當晚,在城外北校場由李根源率領新軍七十三標在發動,南校場巫家壩由蔡鍔率領新軍七十四標發動。講武堂學生積極響應,同時陸軍小學的學生以及李經羲的衛隊,也都響應起義。在蔡鍔的指揮下,起義隊伍很快出發攻打城門,附近的炮兵第十九標也受了革命宣傳的影響,全標參加了起義。張開儒親自率領講武堂學生開城門迎起義軍,并配合新軍第七十四協等部攻下云南總督署。蔡鍔和李根源飭令各部隊“不得妄殺一人,不得妄取民間一物”74,保持嚴整的軍紀。“不久,大理、臨安等地的新軍同時宣布起義。昆明以外各地的巡防軍相繼被肅清,云南全省宣告光復。11 月 1 日,云南軍政府成立。”75重九起義中,講武堂在校和分發在部隊中的畢業生都起到了骨干作用。
  
  在昆明重九起義的影響下,駐臨安新軍中的講武堂畢業生何海清、盛榮超等人于 11 月 1 日推舉七十五標教練官趙復祥(講武堂戰術教官)和臨安開明士紳朱朝瑛為臨時統領,發動起義,光復臨安。昆明“重九”起義推翻了清政府在云南的地方政權,建立了以講武堂師生為骨干的“大中華國云南軍都督府”,蔡鍔任都督、李根源任參議員院長兼軍政部總長,講武堂教官殷承瓛任參謀部總長,唐繼堯、劉存厚任參謀部次長,韓建鐸任軍務部總長,張毅任軍務部次長,李日垓任軍政部次長。一批原講武堂教官分別擔任作戰、諜查、編制、兵站等各部部長。
  
  辛亥革命勝利后,本應建立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成果卻被袁世凱竊取了,其復辟了帝制,袁世凱的倒行逆施遭到全國人民的堅決抵制和反抗,云南首先起義討袁。“丙辰之難,共和不絕如縷,云南介在邊陲,獨奮然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起兵護國,共和再建。曾未逾歲,擅國者亂法,動干戈于邦內,于是又有靖國之師。”
  
  1915 年 12 月 25 日,唐繼堯、蔡鍔等聯合發出通電,宣布云南獨立。接著進行護國討袁戰爭,而后許多省響應云南首義,形成護國運動,云南組成護國三軍,武裝討伐袁世凱。第一軍出兵川南;第二軍進攻兩廣;第三軍留守云南,并負責后援,護國運動取得了勝利。護國軍的第一、第二、第三軍總司令蔡鍔、李烈鈞、唐繼堯均為講武堂教官,各軍參謀長、梯團長、支隊長、營長以上 69 人中,講武堂師生 59 人,占 85.5%.“及辛亥光復,講武堂生尤與有功。……自辛亥以來,國體三嬗,云南以貧瘠阻絕之地,嘗先天下以衛共和,當時同堂之人,莫不援甲以赴難。”77可以說,講武堂師生是護國戰爭的中堅力量。“然自護國之役以來,將士陣歿近千人,夷傷者尤不勝計。”戰爭取得勝利的同時很多軍士將官犧牲了,其中就包括許多講武堂出身的軍官。
  
  據李根源記述,“今計教官之中,或勤國事,或會他故,亡者已有七人。諸生死于援黔、援川、援藏與護國、靖國之役者至百余人。青簡未湮,碧血將滅,省其姓名,不知涕之何從也。”講武堂師生不僅參與推翻了專制統治的清政府,為建設民主自由的共和國貢獻了力量, 還進行了援黔、援川、援藏等軍事行動。
  
  朱德、葉劍英、龍云、唐淮源、寸性奇、王甲本等講武堂的畢業生在抗日戰爭中指揮奮戰,為促進民族解放貢獻了極大的力量。講武堂不僅對近代中國產生影響,還為周邊東亞及東南亞的國家培養出了杰出的民主革命斗士。這些都是對云南陸軍講武堂軍事教育成效最直觀集中的展示。返回本篇論文導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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