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賄罪案例簡介及主要爭議評析

引言 反腐敗是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嚴重政治斗爭,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在我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當中,腐敗犯罪如影隨形。在各類形形色色的腐敗犯罪當中,賄賂類犯罪是其重要表現形式之一,而受賄罪又首當其沖,是當前司法實踐中的常見多發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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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反腐敗是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嚴重政治斗爭,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在我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當中,腐敗犯罪如影隨形。在各類形形色色的腐敗犯罪當中,賄賂類犯罪是其重要表現形式之一,而受賄罪又首當其沖,是當前司法實踐中的常見多發犯罪,也是法律適用中出現疑難問題較多的犯罪。隨著反腐敗斗爭的深入推進,立法規定中一些制約和影響懲治受賄罪的因素日漸凸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385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是受賄罪。”從司法實踐來看,受賄罪立法的一些限制性規定,如收受型受賄中“為他人謀取利益”要件等的設定與現實生活中形形色色的腐敗現象日益不相適應,致使在受賄罪的認定上,一些受賄行為難以被受賄罪現行立法所能框定,使一部分受賄者饒幸逃脫應有的懲罰,削弱了法律對受賄犯罪的威懾力,如收受“感情投資”式送禮、“賄款公用”式處理賄款等行為。由于此類行為的認定和處理在現行立法框架之下存在爭議,從而引發許多司法困境。主要體現在,理論上的爭論會導致司法人員認識上的差異,使得司法實踐中對相同案件的處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進而直接導致法律適用不統一,司法判決相矛盾,影響了法律的權威性,降低了司法公信力。多年前的文建茂案審判當中暴露出來的具有典型性的爭議和分歧,至今并未得到有效解決且一直困擾著司法實踐。黨的十八大以來,反腐敗工作如火如荼開展,但當前受賄罪立法卻難以適應“堅持標本兼治,當前以治標為主,為治本贏得時間”的反腐新形勢。

  受賄罪是賄賂犯罪中最重要的罪名之一,如何解決其在司法實踐中遇到的困境,使其真正發揮反腐利劍之功效,是吸引筆者進行探宄的動力所在。
  
  第一章 案例簡介及主要爭議評析

  1.1案例簡介

  2005年8月17日,湖南省永州市新田縣人民法院對該縣教育局原局長文建茂受賄案作出一審判決,認定:文建茂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在1994年至2004年期間,利用其擔任新田縣第二中學校長和新田縣教育局局長職務上的便利,多次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共計人民幣109300元,構成受賄罪,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犯受賄罪的罪名成立,判處文建茂有期徒刑5年,并處沒收財產60000元。一審判決后,文建茂不服,以“原判認定其收受李井順、李太順7500元,收受新田縣衛生防疫站8000元的事類不清,證據不足;將黃灶秀夫婦送的9000元和杜凌俊送的1600元及新田電影公司、衛生防疫站在七年春節走訪期間送的12400元、周新成、李天明送的40000元上交單位和用于公務開支的款項相抵扣受賄數額;具有自首情節”為由提出上訴。

  2005年11月14日,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認定:文建茂非法收受他人財物人民幣78400元,并為他人謀取利益,構成受賄罪,但實收賄賂44400元。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4年。二審與一審法院認定事實的主要不同表現在:第一,認定數額不同。二審認定收受賄賂78400元,但受賄款中用于公務、捐贈和上交局財務室的34000萬元“可從其受賄金額中予以扣除,不以受賄論處”,文建茂實得賄賂款44400元。第二,一審認定文建茂多次收受新田縣電影公司賄賂款6000元、新田縣衛生防疫站14000元、新田縣新華書店3400元的事實“屬節日期間走訪、交流或平常的人情往來所送的紅包禮金,應作違紀、違規對待,況且行賄人沒有具體請求,上訴人也并未利用其職權為他人謀利。” 2不以受賄論處。另有李井順、李太順所送7500元因證據不足不予認定。第三,檢察機關立案之前,即文建茂在紀委調查期間就對自己的主要受賄事實作了交待,“因其對犯罪事實的交待是在司法機關立案之前,故可視為其具有自首情節”,依法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一審沒有認定為自首)。3本案終審判決后,因爭議較大,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啟動審判監督程序,指令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再審。2006年8月10日,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再審判決:文建茂受賄98800元,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再審判決否定了二審判決的部分認定,認為:二審判決認定受賄金額有誤,關于文建茂受賄款中“用于公務開支和捐贈的31000元”不能沖減受賄金額,但因文建茂未實際所得,可作為量刑從輕情節。對在司法機關查處前已上交局財務室的3000元賄賂款,可不以受賄論處;文建茂具有自首情節,且積極退回贓款人民幣10萬元,有從輕、減輕處罰情節;二審判決適用緩刑不當。

  1.2本案認定中存在的主要爭議分析

  文建茂案窮盡司法程序最終塵埃落定,但不論是理論界還是司法界對該案認定中存在的問題之爭并未停止,法院對案件判決的反復性所帶來的影響也遠未消失。從文建茂案經歷一審、終審到再審的司法程序看,主要存在三個方面的分歧:

  第一,對文建茂多次收受新田縣電影公司、新田縣衛生防疫站、新田縣新華書店共23400元的事實是否以受賄認定。一審認定構成受賄罪,但二審判決認為該款“屬節日期間走訪、交流或平常的人情往來所送的紅包禮金,應作違紀、違規對待,況且行賄人沒有具體請求,上訴人也并未利用其職權為他人謀利”,不認定為受賄。再審則否定了二審判決的認定,重新回到與一審判決相一致的主張上來。

  文建茂收受該款是否屬于紅包禮金,不應一概而論,應當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有所區別。在社會生活中禮金的存在形式多樣,我們將其主要歸納為兩種:一是“禮尚往來”式的禮金。這種情況通常多發生在關系密切的親友或同事朋友之間,且數額不應太大,并未超越人情往來的合理標準,表現為彼此相送、有來有往,更重要的是不應含有任何功利性因素。二是“感情投資”式的禮金。通常多發生在逢年過節時,形式上為單向相送,數額較大,表現為拉關系、套近乎。兩種形式的相送雖然都有著禮金的“外衣”,但其實質不同,以“感情投資”方式送禮者雖然未明確表明或暗示收禮者為自己謀利益,但一般具有在未來某個不可確定的時間段內謀求利益的期望值,即存在“天晴改水路,無事早為人”式的投資預期。試想如果收禮者不具有一定的身份地位,不掌握一定的權力,還會不會出現同樣的結果。二審判決的認定不分青紅阜白,“眉毛胡子一把抓”.文建茂多次收受新田縣電影公司、新田縣衛生防疫站、新田縣新華書店的禮金顯然己超出了傳統的“禮尚往來”,屬于典型的“感情投資”,送禮主體雖代表單位,但這并不代表文建茂收受就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二審法院認為文建茂“未利用其職權為他人謀利”,且行賄人沒有具體請求,不能認定為受賄罪,形式上似乎是嚴格依法判案,實際上其理由有待商榷,假設文建茂是普通工作人員,以上單位是否繼續相送?在這里“利用職務”已無疑問,至于是否謀取利益,如前文所述,送禮人具有投資預期,這種投資預期對于文建茂而言亦是不言自明。判決充分反映了我國司法實踐中對受賄罪認定過程中如何正確適用法律問題的分歧,我國《刑法》第385條第1款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是受賄罪。”不難看出,在收受賄賂情形下,只有同時具備“為他人謀取利益”時才構成受賄罪,如何把握該限制性條件并非易事,這種限制性規定無疑制約著對受賄犯罪打擊的力度。為準確適用法律,合理界定“為他人謀取利益”要件,也就成為認定“感情投資”是否構成受賄罪的關鍵。

  第二,對用于償還單位債務和捐贈(以下我們統稱之為“賄款公用”)的部分賄款應否認定為受賄。二審判決一出,有贊成者也有反對者,相比之下反對者更多。再審判決雖否定了二審判決的認定,但爭論并未結束,不論理論界還是司法實踐中均有不同看法。

  第一種意見認為,行為人的行為構成受賄罪。理由是,其受賄行為已經實施完成,受賄款的使用去向不影響受賄罪的成立,僅為量刑輕重的參考,可酌情從輕處罰。文建茂案一審和再審判決體現了這種觀點。‘第二種意見認為,賄款的使用去向不是認定受賄罪所必須的構成要件,而受賄者的主觀故意應為主要考量因素。以“賄款公用”為由從輕處罰在立法上找不到根據,在反腐敗任重道遠的形勢下,輕罰此類受賄者,不利于打擊犯罪。所以,“賄款公用”不應成為從寬處罰的依據。第三種意見認為,“賄款公用”行為,不能一概而論、絕對地定罪或不定罪,要具體案情具體分析。具體而言,受賄人將“賄款公用”,并公開了該款的來源,可以不以犯罪論處;但如果將“賄款公用”后未予公開,仍構成犯罪,但在量刑時可作為從輕情節予以考慮。2第四種意見認為,受賄人收受賄款后“賄款公用”,說明受賄人主觀上對該賄賂沒有非法占為己有的故意,因而不具備受賄罪的主觀要件,不能以受賄罪論處。文建茂案二審判決基本體現了這種觀點。筆者認為,以上第一、二種觀點對于“賄款公用”行為構成受賄罪的主張是一致的,只是在對是否從輕處罰上不盡相同。第三種觀點主張根據不同的案情區別對待,看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但卻加大了實踐操作的困難,必然為受賄者實施受賄行為后為逃避處罰尋找借口打下伏筆。第四種觀點具有想當然的邏輯錯誤,“賄款公用”并不必然說明其主觀上不具備受賄的故意,受賄人在收受財物時并未計劃到要將賄款用于公務或捐贈,不存在前行為決定后行為問題。因此筆者認為“賄款公用”應認定為受賄罪,在量刑時可適當從輕,第二種觀點體現了“嚴刑梭法”的主張,不符合現代司法的法治精神。

  第三,文建茂是否具有自首情節,應否認定為自首。如何準確把握自首等從寬量刑情節的認定,才能避免受賄罪量刑的輕刑化困境,杜絕受賄罪量刑的隨意性,增強司法權威。返回本篇論文導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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