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陸軍講武堂的創建及發展

第一章 云南陸軍講武堂的創建及發展 19 世紀初,中國社會占主導地位的是小農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為特征的自然經濟,雖仍是一個獨立的封建國家,但清政府統治下的中國社會已經變得越來越腐朽沉悶,政治衰敗,民生凋蔽,軍備廢弛。清軍裝備之低劣,軍紀之敗壞,斗志之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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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云南陸軍講武堂的創建及發展
  
  19 世紀初,中國社會占主導地位的是小農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為特征的自然經濟,雖仍是一個獨立的封建國家,但清政府統治下的中國社會已經變得越來越腐朽沉悶,政治衰敗,民生凋蔽,軍備廢弛。“清軍裝備之低劣,軍紀之敗壞,斗志之喪失,已無力抵抗外來侵略,無法肩負維護國家安全之重責”14,自給自足的封建社會體系即將被打破。云南獨特的地理位置讓鄰國覬覦,社會動蕩不安,清政府希望通過軍事來強國,講武堂的創建及發展過程都是在這個國家岌岌可危的時代歷史背景下進行的。
  
  第一節 云南陸軍講武堂創建的歷史背景
  
  清末,鴉片戰爭后,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得中國近代軍事教育得以發展,主要分為兩個階段,以中日甲午戰爭為分界。
  
  一、中日甲午戰爭前的中國近代軍事教育背景
  
  1840 年,鴉片戰爭使中國國門被強制打開,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固步自封的思想被打破,一部分有識之士開始尋找救國、強國的途徑。
  
  清廷內部官員迅速反省,首先形成了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中體西用”的洋務派,他們希望通過“自強”、“求富”來緩解國內外的矛盾,維護清廷的統治。這里的“求富”指的是洋務派興辦民用工業,而“夷之長技三: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15.“自強”的重點就是“興辦近代化的軍事工業,訓練軍隊,籌備海防,建立新式海軍和陸軍”16.如果想要編練新軍,扭轉軍事落后的局面,開辦軍事及相關技術實業類的學堂,發展軍事教育是必不可少的途徑。據學者統計,“洋務運動時期開辦的軍事學堂,包括水師學堂、武備學堂和軍事技術學堂,共有 15 所左右。”
  
  1866 年,左宗棠在福州設立了求是堂藝局,即后來的福建船政學堂,這是近代海軍軍事教育的開始,學堂分為制造和駕駛兩類,專門培養造船技術人才以及海軍人才。1874 年,上海成立了近代中國第一所軍事工程學校--江南制造局操炮學堂。1881 年,李鴻章在天津開設了北洋水師學堂(天津水師學堂),這是最早的海軍專科學校,“仿英國海軍教習章程建立,嚴復為總教習,聘英國軍官充任教習”18,“分為駕駛及管輪二科,用英文教授,此外學習操法、經史和國文等”19.1885 年,李鴻章奏請設立天津武備學堂,于天津水師公所安置學員,聘任德國兵官李寶、哲寧、博郎、崔發祿、那珀等為教官,并選派了翻譯以便進行教學,這是開辦的最早的西式武備學堂。學堂學制為一年,教授天文、地輿、格致、測繪、算法等學科,并兼授經史,學堂弁兵還需學習炮臺營壘工程做法,行軍接仗,設伏防守,操練馬隊、步隊、炮隊操演陣式技藝等20.天津武備學堂至 1900 年八國聯軍侵華焚毀而停辦,歷經 15 年,共培養了 15 期學員 1500 人左右21.很多畢業生直接影響了以后中國的政治、軍事等,如段祺瑞、曹錕、段芝貴、王士珍、馮國璋、陸建章、吳佩孚等等。作為中國第一所正規的陸軍學校的天津武備學堂,影響深遠,后來開辦的許多武備學堂都參照了它的辦學模式。
  
  二、中日甲午戰爭后的中國近代軍事教育背景
  
  1894 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清政府戰敗,北洋海軍全軍覆沒,清廷震恐,民眾不滿,各地起義紛起,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日漸加深,清政府順應形勢開始改革軍事制度,編制新軍。軍事教育模式也慢慢從效仿德國轉向日本。
  
  張之洞于 1895 年開辦江南陸軍學堂并附設鐵路學堂,根據《江南陸師學堂招募章程》,學堂仿照德國軍制,聘用德國教習,學習期限為三年,“開堂教授兵法、行陣、地利、測量、繪圖、算學、營壘、工程、軍器、臺炮、操練馬步炮隊及命中取準、德語文字”22,兼授經史。同年,袁世凱奏請設立直隸武備學堂。1897 年 3 月,張之洞又奏請設立湖北武備學堂。
  
  1895 年 12 月 21 日,袁世凱接管了駐扎于天津小站(新農鎮)的定武軍,開始了督練新軍的活動。定武軍原有十營,共 4750 人。袁世凱接管后招募新兵后共 7300 人。“袁世凱自兼練軍督辦;下設何宗蓮為總教習;德國軍官沙爾為教習;同時聘吳金彪、曹錕、田中玉、劉承恩等為教習。其練兵機構有:執法營務處;督操營務處;參謀營務處;行營中軍;教習處;糧餉處;轉運局。另設炮兵營;步隊左一營;步隊左二營;步隊右一營;步隊右二營;步隊右三營;騎兵營;工兵營。袁世凱按德國陸軍操典進行訓練。”
  
  231896 年 4 月,袁世凱又在保定設立了新建陸軍行營武備學堂。學堂學制兩年,除常規的炮科、馬科、步科外,還特設了德文班,由洋人魏貝爾任總教習,學習德文、漢文及軍事知識,學成后送往德國留學軍事。其余畢業生分配至各部隊任初級軍官。學堂每季度都舉行考核,優等者可以獲得獎學金。袁世凱、馮國璋等人在保定、天津等地后又陸續開辦了北洋陸軍速成武備學堂、北洋行營將弁學堂、北洋陸軍師范學堂、軍醫學堂、馬醫學堂、軍械學堂、經理學堂、北洋軍官學堂、北洋陸軍講武堂、憲兵學堂、電信信號學隊、北洋陸軍速成學堂等一系列軍事院校,這些學校培養了一批軍事素養較高的中初級人才。24資產階級改良派代表康有為于 1898 年 6 月上奏光緒帝,《請停弓刀石武式改設學校折》上指出“舉國既無兵校,亦無練卒,更無可比東西國者。東事之征兵也,各省驅乞丐應之,其至奉天,持槍寒僳,其槍皆銹舊朽敗,事急購于外國,則得人廢棄之槍,不堅不輕,不遠不速,即能準何益,增敗而已。或至用舊制臺槍,至可怪矣,然猶是火器也”25.然后康有為就此提出了三點建議:
  
  一是停止武式,改設武備學堂;二是廣設兵校,從中央到地方各省,從小學至大學依次備置,仿照德、日兩國的軍事教育模式;三是派遣留學生至德國和日本的軍校學習。1900 年前后,中國陸軍軍事教育模式從原本的德國式逐漸向日本軍事教育模式轉變,清政府向日本派遣了大量的軍事留學生。1898 年浙江巡撫劉樹棠派遣了吳錫永、陳其采、舒厚德、許葆英人赴日學習軍事,這是中國最早向日本派遣的軍事留學生。1900 年義和團運動以后,清廷更積極鼓勵出國留學。1903 年,除湖北、福建、四川、湖南、浙江、云南、直隸等省是公費派出,另有 44 名學生是自費留學的,這一年共 185 名中國學生在東京士官學校學習。可以看出這一時期的軍事留學生生源得到了擴大,同時也表明軍人的社會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中國留學生在日本學習陸軍軍事,一般要經過三個階段,分別是預科教育、入伍生教育和士官學校教育。大部分中國留日陸軍學生都在東京成城學校或振武學校讀預科,他們在預科學校一般學習一年多到三年,畢業后成為士官候補生進入日本聯隊接受入伍生教育一年,再升入陸軍士官學校學習。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是世界著名的軍事學校之一,它與美國西點軍校齊名,學習期限為一年半,分步、騎、炮、工、輜重等兵科,這種分科的教學方式影響了一大批中國近代軍事學堂。到 1906 年,中國留日學生數量達到萬人,實是留學史上的奇跡26.留日士官生回國后“不僅使軍事改革走上正軌,而且從干部素質和軍事教育等方面,為新型軍事制度的確立奠定了基礎”27,推動了中國軍隊及軍事教育的發展。
  
  1901 年 9 月,清政府停止武舉,開始整頓兵制,“亟應于各直省會建武備學堂,以期培養將才,練成勁旅”.責成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等擴充武備學堂,“其余各省即著該督府設法籌建,一體仿照辦理,以規劃一”,要想編練新軍,“必先選將,而將才端由教育而成。自應擴建武備學堂。”28.
  
  隨后,各省積極響應,陸續設立了武備學堂。1902 年,袁世凱于天津成立北洋行營將弁學堂,“以雷震春為總辦。額設學員 120 名,其中將領 20 名,哨官 40名,弁目 60 名,期限八個月”29.同年,在武昌成立了湖北武備高等學堂,接著幾乎每年都有若干所武備學堂開辦,比如浙江巡撫廖壽豐開辦的浙江武備學堂,貴州巡撫王毓藻開辦的貴州武備學堂,陜西巡撫魏光燾開辦的陜西武備學堂,安徽巡撫鄧華熙開辦的安徽武備學堂和山西巡撫胡聘之開辦的山西武備學堂等等30.1904 年,練兵處奏定的仿照日本軍事教育體系的《陸軍學堂辦法》對全國軍事學堂作了整體規劃,將全國陸軍學堂分為陸軍小學堂、陸軍中學堂、陸軍兵官學堂、陸軍大學堂四等。“此等學堂依次開辦,同時為適應新軍編練所急需的基層官佐問題,相繼開辦在職培訓的短期學堂和速成武備學堂。”31同時,還有諸如參謀學堂、軍醫學堂、馬醫學堂、測繪學堂、陸軍師范學堂等軍事技術學堂陸續開辦。
  
  其中特別具有影響力的有 1906 年在天津開辦的北洋陸軍講武堂、同年在保定開辦的保定陸軍軍官學堂,1907 年在沈陽開辦的東三省講武堂和 1909 年在昆明開辦的云南陸軍講武堂。1906 年,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在天津韓家墅創立北洋陸軍講武堂。“以蔣雁行為總辦,分學員營和學兵營。學員營調各營軍官入堂學習,學成后仍回原部隊工作。前后共 6 個班,畢業學員 740 人。學兵營招收青年學生入學,畢業后到部隊 ,經實習才定職務。前后共 3 個班,畢業學兵 1124 人”32.1906 年 6 月,保定陸軍軍官學堂在保定正式開辦。教授各種高等兵學,分為速成、深造兩科,速成科學制一年半,深造科三年畢業。
  
  1907年 9 月,徐世昌任東三省總督,在其主持下,在沈陽把奉天講武堂改為東三省講武堂,即東北講武堂。34清末軍事教育整體呈現出從中央到地方、從海軍到陸軍、從學習英德到效仿日本這三個特征35,同時也顯現出一些弊端:中央頒布政令,地方上有些只為完成任務,沒有計劃性,軍事教育質量不高;新軍的編練及新式學堂的創建很大程度上受地方權利控制,形成派系,“從而促成了軍閥割據局面”36;中日甲午戰爭后,軍事教育主體從海軍轉向陸軍,陸軍學堂紛紛創辦,海軍教育發展緩慢;大多軍事學堂直接照搬先進國家的軍事教育體系,沒有結合當時國家、社會的具體情況。但總體上清末軍事教育改進了刀弓石的傳統教育內容,并有大量的官方派遣或自費留學生進行軍事留學,培養了一批優秀的軍事人才,軍事教育開始轉向近代化。
  
  第二節 云南陸軍講武堂的建立

  
  云南地處邊界,與越南、緬甸接壤,實質是與英國、法國相連。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加上清廷的弱勢,使得云南的交通運輸、商業貿易、工礦業、金融財政等經濟命脈也受制于英法等帝國主義國家,云南財政常年不足,“全省駐防清軍 4 萬余人,每年俸、餉等需銀 73.6 萬余兩;而賦稅入不敷出,其缺額要由戶部撥銀 40-70 萬兩不等。全省 4 萬多人的駐軍,給養不足,其中的部分軍人也走上了反清斗爭的行業。而對嚴重的財政危機,清朝云南地方當局便‘軍費不足,則加賦稅;賦稅不足,則抽厘金;厘金不足,則逼捐輸’”37.這加劇了云南的社會矛盾,軍隊耗資巨大卻沒有達到相應的戰斗力,且英法兩國的覬覦使得云南編練新軍的要求尤為迫切。
  
  一、清末云南新軍的編練
  
  “蓋滇省邊陲,南臨于法,西近于英,各存叵測之心彰彰可見,累卵之勢人盡知之,不得不力思整治以保邊陲。”381902 年,云貴總督魏光燾開始編練新軍,無明顯成效。1905 年,丁振鐸接任,上奏清廷:“竊維滇省地當邊隅,時事日艱,練兵誠非緩圖。惟素稱貧瘠,餉項不充,近則協餉多半停解,尤覺異常支絀,勢不得不酌量交通,以期濟事,且免與舊有各營過形軒輊”39.經過艱難的訓練,“云南才編成陸軍步隊(步兵)一個協(旅)、炮隊(炮兵)兩營,不僅數量很少,而且這支小小的步兵和炮兵也無力進行新式訓練。”
  
  1907 年,清政府決定于全國各省普建新軍。3 月 6 日,由軍政司呈準,凡各省編練新軍一協以上者,于省會設立督練公所一處。公所機構分為兵備處、參謀處、教練處這三個處來總理全省新軍事宜。9 月 23 日,計劃在全國建立新軍三十六鎮41.云南因為地處邊疆,“與越、緬接壤,與英、法時有接觸”42,是軍事重地,原本計劃五年內建立兩個鎮。1907 年,云貴總督錫良向陸軍部致電:“查滇省編練新軍,常年經費并無歲籌底款,僅由司局展轉騰挪……若練成一鎮,則常年不敷已在百萬以外,兩鎮則更無論矣。而法瞰其南,英伺其西,五年之期迫何能待?”43,他希望先集中餉銀編練一鎮。出于種種原因,最后云南實際只建立了一個鎮。
  
  1908 年,云南督練處改為督練公所,由總督兼任督辦,分為兵備處(下設籌備科、考功科、執法科、軍需科四科)、參謀處(下設謀略科、調查科、測繪科三科)、教練處(下設教育科、校兵科、編譯科三科)。其中兵備處掌管全省陸軍軍政事宜,參謀處掌管全省防守及用兵方略事宜,教練處掌管全省各軍訓練及陸軍學堂教育事宜,如表 1.1.公所職員的薪水,時有增減,綜計總辦、員司、弁目、兵夫等,每月薪餉大概為二千五百兩,每月活支額款為四百數十兩,總計每年支銀約三萬四千八、九百兩,由糧餉局支領。“督辦為總督李經羲,總參議為靳云鵬,正參議為丁錦、王振畿,副參議為羅佩金,兵備處總辦為王振畿,兵備處提調為李烈鈞,教練處總辦為張毅,參謀處總辦為殷承讞等。”
  
  總督錫良遂將云南陸軍混成協擴充為一個鎮(第三十七協、第三十八協、第七十三標、七十四標、七十五標、七十六標、馬標、炮標、工程營、輜重營、機關槍營、憲兵營44),按當時全國陸軍編列的序號,編為陸軍第十九鎮,統制初為崔祥奎,于 1909 年改由鐘麟同擔任。45云南陸軍十九鎮有官兵 10977 名,防營 24442 名,合計云南陸軍共有 35419 名。46軍事力量比較強勁,為清末軍事重鎮。
  
  二、清末云南軍事教育沿革
  
  云南新式陸軍教育始于 1899 年開辦的武備學堂,是云南整體新式教育的開端,以此為嚆矢,云南發展了留學教育、高等教育、實業教育和基礎教育的新的辦學模式48.云南武備學堂位于云南承華圃東側,學制三年。湯魯璠任總辦,下置監督、提調,課程設置為軍事(內含步、馬、炮、工、測繪等科)、漢文、算學等科目,教員從北洋武備畢業生中選聘。1902 年,第一班學生畢業,根據成績分派為第二班學長或各營隊官、教習等職。1903 年,續招第二班學生,改柳旭為總辦。畢業考察成績后,分別委充管帶、督隊官、隊官、排長等職,共培養學生三期。1901 年 12 月,新操學堂成立,史鶴林為總教習,“選參、游以下年富力強才堪造就之員,編為學生,授以軍事、學識,以備任使。”至 1906 年3 月,歸并到武備學堂,統一軍事訓練。
  
  1906 年,根據練兵處奏定的《陸軍學堂辦法》及《小學堂章程》,總督丁振鐸將原武備、新操兩學堂改并為陸軍小學堂。設學額一百名,武備學堂及新操學堂的學生占了大概一半的學額。前三期畢業生送到湖北陸軍中學,預備再到保定軍官學校升學。該堂總辦為羅佩金、李烈鈞,監督為李伯庚,期間培養學生四期。一切薪資等經費初始由善后局按月支領,后糧餉局成立,改由糧餉局支領,月支經費銀三千兩,每年共支銀三萬六千兩。1906 年擴充為陸軍速成學堂,學制為兩年,畢業后任初級軍官。教官大都是陸軍小學堂的教員。1907年 11 月,設立測繪學堂,吳廣仁任監督。開辦用去銀一萬一千二百余兩,每月核定額支經費一千三百三十三兩,活支經費四百兩,每年經費共二萬零七百九十六兩。經費在云南同期軍事學校中屬于較高者,推測測繪學校的規模較大。
  
  云南缺乏軍醫、醫生及醫兵,“而衛生重要,醫理精微,非先設學堂,不足以廣造就。”1909 年,在警士分校內開辦軍醫學堂,聘請意大利的醫士來教授。
  
  開辦經費約計八千八百七十九兩有奇,每月額支經費一千零一十兩七錢二分,活支經費二百九十五兩二錢,按月由糧餉局支領,統計年經費約一萬五千七百四十八兩八錢。49無論是武備學堂還是新操學堂都是為了培養下級軍官,但當時云南清末軍事教育不夠系統、規范,規模小,資金有限,設備也比較落后,且很多課程設置不合理,沒有分科教授,科目繁雜,不能滿足當時云南的軍事需要。
  
  三、云南陸軍講武堂的建立
  
  1907 年 9 月,云南講武堂初辦,陸軍小學堂總辦胡景伊兼任講武堂總辦,很多陸軍小學堂教官也在講武堂任職。“開學之初有學生 86 人,而到次年 2 月,仍留堂者僅 41 人”50,無論是教育理念、教學質量、師資還是設施都不夠理想,因此只七個月就停辦了。陸軍第十九鎮成立后,兩個問題顯現了出來,一是新軍軍官數量不夠,二是新軍素質低下。當時“全鎮官佐缺 60 名,約占軍官總數的 8%.其中與軍事指揮直接有關的軍官缺編 24 名,約占 5%.而已經在職的軍官,‘將領多不得人,中下級軍官學庸品卑,臨、榆兩標尤甚'.’滇軍次級軍官其由學堂出身者實居少數‘,至于巡防營官長,’類皆目不識丁之武人‘.
  
  因而,出現了’所帶之兵,非盜即賊,滋擾地方‘的現象”.51對此,1907 年,云貴總督錫良曾上奏稱:“兵丁晝夜嬉游街市,出入無禁……軍紀不知,遑言訓練”52.可見那時的官佐兵丁素質、軍紀都相當有限。不僅官兵不能勝任,使用的武器還很落后,很多仍為傳統的冷兵器,戰略戰術又陳舊不堪,軍隊戰斗力低下,編練新軍始終達不到實至名歸,怎樣培養新式軍事人才成為關鍵,因此云貴總督錫良對新式軍事教育寄予厚望。同時錫良感到云南現有的陸軍學校教育不夠系統規范,還需改進,“各級帶兵官若無統一的軍事教育,就不可能有新的軍事改革”.考慮到此,錫良上奏清廷,希望把原有的武備學堂和陸軍中小學堂合并拓展成完備的講武堂,用以輪訓十九鎮軍官,培養一批新式的軍事人才,來提高云南的整體軍事實力。后“清室采納此議,即照準開辦講武堂”,云貴總督錫良開始籌備重辦云南陸軍講武堂。1909 年秋后,錫良被調任到東三省,廣西巡撫李經羲繼任前,護理云貴總督沈秉堃按計劃開辦講武堂,原武備學堂高爾登任總辦,但教育情況與武備學堂相差不大。此時恰逢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六期留學生畢業回國,這批留學生接受了先進的西式軍事教育,為講武堂提供了優秀師資的可能性。于是沈秉堃電調李根源到講武堂任監督,高爾登于 1910 年去職后,李根源任主辦講武堂,李根源積極辦學,“選校址于承華圃,擴大了學校的組織。聘請教官,招收學生,準備教材,購買通訊和衛生器材和騎炮科使用的騾馬等等”53,使云南陸軍講武堂初具規模。
  
  云南陸軍講武堂遵照奏定《陸軍學堂辦法》正式于 1909 年 9 月 28 日(宣統元年中秋)開學,高爾登兼任總辦(校長),李根源為監督(教務長)。1910年 5 月,李根源接任總辦,聘請來大批留日士官生、同盟會會員為教官,建立了先進的教育模式,在教學過程中傳播民主革命思想。
  
  第三節 云南陸軍講武堂的發展
  
  1909 年云南陸軍講武堂開學,從陸軍第十九鎮軍官中選調學員編為甲班,從防營選調學員編為乙班,學習期限為一年;由地方進行招考,優秀者編入丙班,學習期限為三年,其中年紀稍長、學識能力特別優異者編為特別班,學習期限為二年半,畢業后可以作為下級軍官進入軍隊。但由于一些原因,學員直接調入軍隊,實際學習年限相應縮短。甲、乙、丙班被看作講武堂的一、二、三期生。1912 年,在講武堂原址設立講武學校,原講武堂甲、乙及特別班學員免復訓,調講武堂丙班學生回講武學校復訓,列為第四期甲班學員,“調各軍軍官編為第四期乙班學員,又收志愿隊學生編為第四期丙班學生訓練”,唐繼堯督滇后,擔任講武學校校長,積極擴充講武學校。為了爭取華僑的財力物力等支持,講武學校還大量招收華僑學生,以南洋為主,華僑學生愛國熱情高漲,踴躍參報,“故武校 15 期生華僑占大多數,而以 13、14、15 三期同時在校修學為極盛時代。”“四川石青陽申送下級干部先后四百余人,添辦軍官速成班兩班,修學期限三月至六月不等。”1918 年,在廣東韶關開辦云南陸軍講武堂分校韶州講武堂。1922 年,在講武學校校址創辦了云南航空學校,先后畢業學生兩期,約六十余人。1926 年,添設將校隊,1928 年,辦軍官團,一年畢業。
  
  講武學校從 1912 年到 1928 年培養了四至十九期共十六期學員。1928 年 1 月 17日,講武堂第四期騎兵科畢業生并曾任講武學校校長的龍云,被南京國民政府正式任命為云南省政府主席55, 1929 年,改組云南陸軍講武學校為國民革命軍討逆軍第十路軍教導團,“內設干部軍士各二大隊。龍云自兼團長,其副團長初為唐繼鏻繼為高蔭槐、周宗濂,二十三年復由唐繼鏻擔任。”561929 年至 1935年,共辦三期,列為講武堂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期。隨著黃埔軍校等中央軍校的創辦及發展,吸收了全國的優秀生源,云南陸軍講武堂的報考人數開始減少,影響力也漸弱,后民國政府禁止各省私辦軍事學校,講武堂停辦,1935 年改為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五分校(黃埔軍校第五分校),8 月 1 日正式成立,軍事教育權限又從地方轉回中央。1945 年,隨著日本的投降,抗戰勝利結束,昆明分校于同年 9 月停辦。作為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分校期間共“畢業學生第十一、十四、十六、十七、十八五期,在校修學十九、二十兩期,軍官訓練班第四、五、六、七、十、十二等七期,警官一大隊,經理技術各一班,軍訓隊一隊,軍士一總隊”57,但黃埔軍校分校時期嚴格意義上已不屬于云南陸軍講武堂的沿革范疇了。云南陸軍講武堂的發展概況見表 1.2.
  
  云南陸軍講武堂從 1909 年開辦至 1935 年結束,歷經 26 年,共培養了 9000余人,其中華僑學生約有 500 人,留學生 100 余人。講武堂出身后來成為國家領導人的為 7 人,“其中包括 4 個國家的 5 位重要領導人,上將(含)省長 43人,中將 133 人,少將 141 人,一共 323 人。三百多位將帥。”59云南陸軍講武堂辦校時間長、人才培養數量多質量高,在中國近代軍事教育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與保定軍校、東北講武堂、黃埔軍校并稱為中國近代四大軍校。返回本篇論文導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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